大师风范

    我闻知入江昭先生的大名及学术著作很早。1984年我进入南开大学杨生茂先生门下攻读美国外交史硕士学位时，杨先生就经常向我提到入江昭先生的巨大学术贡献以及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杰出天赋。1985年入江教授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时，我曾有幸一睹其风采，可惜因时间关系未能当面请教。1990年春，我被哈佛大学历史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当时不知道入江教授已于198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到哈佛任教。我申请的指导教师为美国杰出的外交史学家Ernest R.May教授。1990年底，我终于历经磨难解决了护照问题，在迟到半年之后到哈佛报到。1991年初开学上课时，系里问我愿不愿意投到入江教授门下，原因是入江教授刚到哈佛大学不久，研究生不多。我当然一万个愿意，不仅因为入江教授为美国史一代宗师，更重要的是，我的学术旨趣与入江先生更为接近。

    一

    作为入江先生的入门弟子，我受惠于先生处多矣!入江先生的精心指导当然对我的学业起到指点迷津的极大作用，更重要的是，他的建议、帮助、照顾有加让我一生受惠无穷。记得我在“八年抗战”后终于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并是当年哈佛历史系绝无仅有的有资格同时申请美国史及中国史教职的毕业生。因为我在哈佛的正式专业为美国史，博士资格考试的四个专业分别是美国史(M“y主考)、国际史(入江主考)、中国近代史(柯伟林主考)和中国古代史(包弼德主考)。博士论文的三位指导老师有两位为美国史专家，即入江先生及M“y教授，第三位是哈佛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柯伟林教授。我的博士论文主题则为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兼顾中美关系历史。

    因此毕业找工作时，我打算在两个行当碰碰运气。当时美国史专业的职位僧多粥少，要人的学校少且大多处于偏僻地方，竞争尤其激烈。入江教授在其学术自传《我与历史有个约会》中即提到，他的一位优秀的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后很长时间未能找到教授工作，不得已开了一整年出租车维持生计。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国，时常听说一个美国史的教职，有多至几百人竞争。我后来工作时，参加我所在学院的美国史教职的遴选委员会，

    发现我们的一个美国史教职的助理教授位置，竟然吸引了三百多份求职信，其中不少是极其优秀的学者。现在想来，我在1999年申请美国史教职的求职申请大多泥牛入海，可谓完全在情理之中了。幸运的是，一些大学对我受过美国史及中国史双重训练的背景似乎很感兴趣，我因此侥幸为好几所大学所垂青，并很快收到它们的聘书，其中包括一所相当有名的北美一流研究型大学以及一所声誉极佳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我最终将目标锁定在这两个学校。两校性质完全不同:一个是研究型大学，对我的就任极其重视且寄望很大。另一个为侧重本科教学的文理学院，但有讲座头衔。

    我在作决定之前，自然前去征询入江及May两位教授的意见。May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曾在美国国防部工作，并当过哈佛学院的院长，在越南战争一事上，他与昔日哈佛同事、当时任职尼克松政府并大权在握的基辛格发生严重分歧和冲突。因此原因，两人后来长期关系不和，甚至在90年代还大打了一场笔仗。May的个性显然是心直口快，快人快语。他听完我的处境后说，这根本不是问题，到研究型大学去，没有什么好考虑的。M“y的看法实际上很有道理。当时为了了解美国大学内幕并为自己的决定做参考，我曾经仔细拜读过哈佛大学Henry Rosovsky 在1990年出版的The 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 一书，Rosovsky 是哈佛大学的顶级教授，其头衔为The Lewis P.and Linda L. Geyser University Profes-sor——任何哈佛教授的头衔如有别人姓名再加University字样，表示此人已到顶级，享受哈佛在学术上能给的最高荣耀。迄今为止，在哈佛能享此殊荣的可谓凤毛麟角。此外，Rosovsky曾担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长达11年之久，随后甚至成为哈佛最高权力机构Harvard Coopertation的成员。以其经历及阅历，R°“°““Ky对美国的高校当然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该书可谓任何一位要在大学生存及发展的人士之必读著作。在有关研究生章节中，他写道，一位初出茅庐的博士寻找工作时如有选择，最好选择研究型大学，因为将来要从文理学院跳到研究型大学会很难。Rosovsky在书中用黑体字写道，刚获博士学位者“在挑选第一份工作时，应尽可能选最好的学校，即使这样的选择可能导致一时经济上的损失，即使意味着晋升的可能更为渺茫，也应再所不辞”。May的说法与Rosovsky如出一辙。

    但入江教授在我征询他的意见时同样斩钉截铁:谢绝研究型大学，到那个给我讲座头衔的文理学院去。但他并未给出详细理由，我也不敢多问。我最终选择到文理学院任教。一是个人秉性使然，“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如果为了留在研究型大学而不惜做牛做马七到八年，非徐某人性格。二是实用主义考虑。我对那所非常愿意雇我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实实在在地认真考虑过，但其所在地的高昂房价及长达数年的大学二等公民身份实在让我不寒而栗。因为这意味着我在未来的七到八年内(熬到终身教职前)将既是银行的奴隶，又是资深教授的牛马。三是出于对入江教授的信任。当然，不按常规出牌及逆向思维也是本人性格之一，阿Q精神可能也扮演了一定角色。要知道，在当时找到一份有所谓Tenure-track的美国人文学科教职实在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居然刚毕业就找到有讲座头衔的Tenure-track教职，不仅在当年的哈佛历史系未有第二例(此为本人当年在哈佛历史系创造的所谓“第二个奇迹”，第一个奇迹是同时申请中国史和美国史的教职，并获申请两种工作的教授推荐信)，可能在全美也是不多见的。我当时自信地认为，如果我能做出研究成绩，即使在文理学院，也许将来仍有跳槽机会。如果无法做出很好的研究成绩，即使在研究型大学也是滥竽充数，日子难免不好过。苟如此，不如留在文理学院教书育人，不但不受他人及银行欺辱，且可享受居美国豪宅的待遇，也可谓上策。但如果没有入江教授的直言相告，我可能还是要为最后抉择煞费周折。

    鉴于国内的出国留学浪潮方兴未艾，这里也许应该借机解释一下美国的一流大学制度。在美国，优秀的文理学院和研究型大学均属一流，在社会上同样享受尊重和承认，只不过分工不同。顾名思义，研究大学侧重研究生培养及高端研究，文理学院则在本科教育方面声名卓著，甚至比名牌研究大学还更胜一筹。比起名牌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许多一流文理学院的毕业生在就职或申请研究生院时，不但没有劣势，更多情况下还更受青睐。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受到了一流的优秀的本科教育。因此我奉劝国内学子及家长在考虑美国学校时，千万不要忽视美国的文理学院。窃以为对于国内学子来说，文理学院可能是更好选择，因为它们更重视对学生因材施教及关注个体。和国内的许多人一样，我当时毕竟对美国的文理学院毫不了解。但我对入江教授如此决然的建议一直有些好奇:他究竟对这个我可能终老一生的文理学院知道多少?几年后在同入江教授闲谈中方发现，他对此学校不仅了解，入江夫妇甚至曾到该校做过学术研究。原来此校同日本很有渊源，日本著名作家永井荷风曾在此就读。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入江教授在美国读本科时是在距费城不远的一个文理学院(Haverford Col-lege)，因此他对文理学院的好处有深刻的个人体会。我真是非常庆幸有入江教授在我找工作的关键时刻能为我规划出一个最佳选择。

    二

    如果说1991年阴差阳错地投到入江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是奠定我一生赖以谋生的学术基础的话，入江师1999年在我找工作举棋不定时的一语定乾坤，则决定了我未来十年的安身立命之所。其实，直到今天，入江教授仍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的学术人生。我的每一本学术专著都有他的深刻烙印。对美国高校系统熟悉的人都知道，博士论文对一个人的学术前途影响极大。优秀的博士论文是找到第一份教职的敲门砖，也是第一部专著的基础。而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则是拿到终身教职的重要保证。所以，找到一个好的博士论文题目非常关键，许多人为博士论文题目绞尽脑汁。而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则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记得刚到哈佛时，我必须上入江教授为研究生所开的国际史讨论班(in-ternational history seminar)，大概不到十人上这门课。该课的要求之一是每个学生应在入江教授指定的书单中挑一本书作为精读对象，并带领全班同学讨论此一题目。我第一节课因故迟到，好的书被同学先挑走了，留给我的是James Joll所写的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我因此被迫成为班上的一战“专家”。由于在一战方面下了一些工夫，有一些心得，入江教授建议我的该讨论班论文可以侧重写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讨论班论文后来又在入江教授的进一步指导下，最终成为我的博士论文。我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想写美国外交的文化因素之类的题目，从未想到自己后来的博士论文竟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隔近二十年，我直到今天仍未摆脱一战的“魔咒”，不时被约请撰写有关一战的文章或著作，并成为所谓“国际著名一战专家”，时乎，命乎?但无论如何，入江教授的伟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我不仅因入江老师的教诲，阴错阳差地成为一战专家，并相继出版《中国与大战》(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2011版)、《西方战场的陌生客》(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及目前正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撰写的《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专书，甚至可以说，我的有些著作若没有入江师的干预及大力支持根本不可能问世，即使问世也会被逼修改而面目全非。仅举一例为证。2007年，我的《奥林匹克之梦》一书在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之后，哈佛依例送给两位专家匿名审查。一位学者对之赞不绝口，建议无修改立即发表。另一位的审查报告则莫名其妙地认为此书可以写成畅销书，建议删掉许多我踏破铁鞋、上穷碧落下黄泉方寻觅得来的宝贵档案资料，以及绞尽脑汁才写就的自认为很有创意的学术观点。换句话说，此公建议我重起炉灶。按规定，我必须对审查报告作书面回答。我当时血气方刚，大光其火，回答的实际大意是:“见鬼去吧!”老子根本不买账。但按西方大学出版社特别是哈佛这类高端学术出版社的惯例，如果出现两位匿名审稿人一赞成、一反对的局面，不管反对的理由多么荒谬，出版社实际上通常只有三个选择:一是再找一位外审，二是直接拒绝书稿，三是由主管编辑向出版社最高决定出版机构Board of Syndics(董事会)冒险推荐，直接出版。就此书而言，我实际上没有多少选择。而当时编辑一心要出此书，鉴于此书的时效性，他希望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前出版，再找外审已经不是好的选项，因为这意味着可能要再拖6个月之久，有可能错过北京奥运会前出版的黄金时机。该资深编辑决定铤而走险，将审查意见直接提交board作决定。书稿之生死悬于一线。幸运的是，此书被董事会接受直接出版，无需再找第三位外审。事后我想入江教授可能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他是董事会成员，也许就是他在董事会议上告知同仁，徐某之志不在写畅销书，而专以研究学术为己任，加上哈佛出版社并不在意出什么畅销书，而以出版一流学术专著为天职。估计他的同僚们鉴于入江教授的巨大学术声誉及高尚人格，因而放我一马。幸运的是，该书出版后声誉鹊起，好评不少，无数媒体竞相引用书中观点。该书还在2008年出版的无数有关奥运会的书籍中崭露头角，被国际奥林匹克历史学家协会评为年度唯一最佳学术著作。香港凤凰电视台也破天荒地在其一栏读书节目中用两集对之详加介绍。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及前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教授不仅拨冗为本书写序，还在该中心2008年秋季号的中心通讯(newsletter)头版上大力推荐此书。

    三

    2013年，我重返哈佛任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做暑期研究员，因此有机会同入江先生夫妇不时相聚。2013年7月15日入江先生夫妇要离开哈佛住所，到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的住所小住。在他们临行前一天，我请他们到波士顿一家不起眼的名为“京味”(BeJing Cafe)的中国餐馆吃中饭，因为我感觉这里的饭菜可能更对他们的口味。那天碰面时，入江教授不仅赠送我他刚刚出版的著作《新剑桥美国外交史》第三卷，并且题词:“For Xu Guoqi,a fellow historian acrose the Pacific.”看到先生的题词我非常感动。因为入江教授题写“fellow historian”，是已将我视为与其平起平坐的历史学者了。小子何德，当然愧不敢当。但赠书之后，入江教授更郑重其事地从包里拿出一个大信封，里面是他一笔一划用中文写的荀子名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条幅。当我连称不敢当时，入江师郑重其事地说，他和入江太太一致认为我当得起。我即使再自不量力，再坐井观天，也深知此生无法同入江师相比。论学问，他著作等身;论影响，他是一代国际宗师;论师道，他可称当代孔子。所以我把先生夸奖我的话作为鼓励，作为一种鞭策，催我奋进，力争做一个更好的学者和老师，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入江先生那样的“Sen-sei”。我在事后写给入江教授的信中写道，因为他的榜样和教诲，我现在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学者、老师，每当我想偷懒或对自己的学生失去耐心时，入江师的兢兢业业及为学生不辞劳苦的形象时常会映入脑际，让我惕然自省。当然，我深知要达到像他一样的境界恐怕很难。但我告诉入江师，“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照西方习俗，入江教授生于1934年，明年才是入江先生八十大寿，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大寿早庆，今年才是庆祝其八十大寿的适当时机。谨以此文为老师祝寿，并祝老师长寿。先生的身体健康，是我们做弟子的幸事，更是国际学术界的幸事。据说孔子的生日有望成为中国的教师节，入江师生于同日，希望在庆祝孔子生日时，所有读到此文的朋友也能祝愿我的老师生日快乐!

    2013年7月在麻省剑桥完成初稿

    2013年8月在英国伦敦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