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卫

    提要：

    当强权像凶狠的歌利亚一样横行世界，监听每个人的通信，监控每个人的生活，将每个人都当成潜在的敌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卫。

    沸沸扬扬的斯诺登事件，使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又回到了镁光灯之下。这样一位只身对抗超级大国的天才黑客，必定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他的自传中文版《阿桑奇自传:不能不说的秘密》恰于7月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为中文读者了解他的人生履历及价值观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自传中，有这样一段斗志昂扬的文字:

    与我们作斗争的势力太过邪恶、太过强大……世界充斥着歌利亚，我们是弱小的一方。时间能让你看到……当权势被逼入死角时，会用尽各种手段诽谤、报复我们。你需要坚守阵地，及时纠正错误，鼓起勇气，牢记历史上凡是挑战腐败权贵的人都曾被公开恶意中伤。

    歌利亚是西方家喻户晓的《旧约》故事:面对着凶猛的非利士巨人歌利亚，以色列全军吓破胆，此时，未来的以色列国王大卫尚未成年，就只身一人挑战歌利亚。大卫在耶和华的庇护下，只用机弦和石子就轻取歌利亚首级。虽然圣经宣扬的是耶和华的战无不胜，但现代西方语境中用“大卫和歌利亚”的来比喻代表正义的弱者孤身奋战凶残的强者。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后，在西方人的眼中，这经常指在极权、威权国家中，为民主、自由、人权而战的正义和异见人士，反抗压迫人民的残暴政府。

    这个融合了深厚历史宗教背景和现实政治意义的修辞手法，在今天却反映出讽刺的现实: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军费超过其他前20个国家军费的总和。尽管地位受到挑战，西方国家整体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仍然控制着全球。然而在西方政府、媒体和民众的意识里，他们不仅支持着威权国家的“大卫”们反抗暴政压迫，甚至连西方自己，在面对今天中国、俄罗斯等“歌利亚”崛起带来的“威胁”时，也仿佛成为了弱小的“大卫”，以正义之名孤身奋战。

    然而，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身份定位，却被阿桑奇的出现颠覆。其实在西方社会内部，大卫与歌利亚的比喻也一直没有停息过，二战后的欧洲左翼运动、美国民权运动以及反越战运动中，正义人士与国家机器的斗争，也都契合大卫与歌利亚的象征意义。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就是1970年代五角大楼文件风波中，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和两家报社单枪匹马挑战歌利亚，披露四届美国政府和军方欺骗公众，隐瞒越战意图和手段。就在该事件早已蒙上尘埃时，艾尔斯伯格的精神继承人朱利安·阿桑奇带领维基解密登上了历史舞台。

    圣经中的大卫战胜了歌利亚，而现实中呢?自从维基解密在2010年披露“间接谋杀”视频轰动全世界，以及阿富汗战争日记、伊拉克战争日志和电报门泄密事件后，阿桑奇早已成为美国政府的眼中钉。阿桑奇在自传中控诉道:美国不但煽动媒体和民众，更暗中施压，要求英国将他引渡回瑞典接受双重性侵犯指控。真回到瑞典后，再施压瑞典政府将其引渡至美国接受审判。幸亏厄瓜多尔提供政治避难，允许阿桑奇躲在厄驻英国大使馆中，虽一时躲过了牢狱之灾，但下半生是否会在躲避逃亡中度过可想而知。

    锒铛入狱的，却是向维基解密泄密的美国士兵布拉得利·曼宁。8月下旬，他被美国军事法庭以违反间谍法和其他几项罪名，判处长达35年的监禁。难怪斯诺登宁可向劣迹斑斑的俄罗斯政府申请临时避难，也不愿意听从很多美国人天真或阴险的建议:回到美国“堂堂正正”接受司法系统的公平审判。

    几名与泄密事件直接相关的“大卫”们，关的关，躲的躲，逃的逃。那报导泄密文件的新闻机构命运又如何呢?当年五角大楼文件风波，《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被尼克松政府勒令停止披露文件内容，但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后，以获胜告终，是美国新闻自由的重大胜利。今天的奥巴马政府，不敢轻易限制新闻机构，就千方百计从别处下手。尽管阿桑奇称自己为新闻工作者，维基解密是出版机构，但美国政府拒绝承认，这样就剥夺了其新闻自由的权利，以间谍机构甚至是敌方武装人员对待。

    而令西方新闻界齿寒的另一事件，就在曼宁被判刑的前几天发生了。斯诺登在披露美国棱镜门等一系列监听计划时，有一位搭档，《卫报》记者格兰·格林沃德。斯诺登将文件泄密给后者，再于《卫报》披露。格林沃德的同性伴侣，巴西人大卫·米兰达受《卫报》委托，8月中旬去德国会见另外一名投身于解密事业的美国电影人，回国中途在英国转机时，却被英国政府以《恐怖主义法2000》之名在机场拘留审问，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没收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等所有电子产品，一直关押满法律允许的9个小时才释放。世界舆论大哗，此前一直在阿桑奇、曼宁、斯诺登事件上模棱两可的西方主流新闻界齐声谴责，巴西政府震怒，英国政界随即开展多项调查。

    甚至连主流媒体，在阿桑奇的眼中也与政府“沆瀣一气”，“对信息垄断”。孤身奋战的个人，就面对更大的风险和困难。阿桑奇在自传中，对以《纽约时报》为首的主流媒体大加谴责，不但用“懦弱”、“恶心”等词形容主流媒体，气头上连脏话都用上了。

    但是今天的大卫就真的赢不了歌利亚吗?

    阿桑奇比较乐观，他在自传中指出，“计算机科技在社会变革的斗争中是重要的工具”，科技本身蕴含着“自由价值观”。泄密者为科技而战的目的，在于“阻止权威势力只利用数据满足自己的需求”，这就是斗争的实质。阿桑奇认为，传统的政治运动和斗争的目标，现代人运用科技就有可能实现。“随着科技将全球各地联系在一起，人际之间的来往、国家之间的来往、观点之间的交流方式同以前有了巨大的转变。”随着科技的进步，个体在科技时代将获得更大的自由。

    国内微博的发展，就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中国民众在公共场合表达观点的自由，与志同道合的人分享知识、互利共勉的自由，行使公民权力、监督权力机构的自由。阿拉伯之春之所以被西方媒体称为推特革命，也是因为在科技的推动下而产生。当代的大卫们，手中不仅只有机弦和石子，还有号召全社会、全世界民众的有力武器。

    然而，阿桑奇也指出，“因特网不会给你带来额外的自由。如果你想在网络时代获得自由，还是要自己去争取”。民众不但要利用科技分享观点和信息，还需在在公共场所表达自我。现实也证实了阿桑奇的观点。突尼斯民众只有不顾被镇压的风险愤然走上街头，埃及民众只有聚集在解放广场大声要求穆巴拉克下台，千千万万弱小的大卫才汇聚成一股洪流，终将掌管生杀大权的歌利亚淹没。

    《阿桑奇自传:不能不说的秘密》中，有一段话点出了问题的实质:“美国政府怕的不是维基解密，也不是朱利安·阿桑奇。我知道多少有什么要紧呢?维基解密知道多少有什么要紧呢?根本就没什么要紧的。要紧的，在于你知道多少。整个事件的核心都是你。”

    是的，斯诺登的逃亡大戏虽然很多人作壁上观，看得津津有味，但正是我们这些观众才是问题的核心。当强权像凶狠的歌利亚一样横行世界，监听每个人的通信，监控每个人的生活，将每个人都当成潜在的敌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