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指引我与淮河结缘

    我是1956年考进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当时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谭其骧先生担任系主任兼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我学的是中国古代史专业，听过先生讲中国历史地理课。1961年毕业前夕，在校园内我遇到了谭先生，先生问我“家在何处？分配在何处？”我回答：“家在江苏淮安，分配到安徽合肥。”“你家在淮河下游，分配到淮河中游工作，有时间再到淮河上游河南去考察一下，你就与整个淮河结缘了。”

    从我到合肥在安徽教育学院任教以后，谭先生的话一直在我脑际萦回，想起幼年听老人们讲“水漫泗州”和“倒了高家堰，淮扬二府不见面”淮河水患后的噩梦，想起1954年苏北皖北发生大水灾，我作为粮食局干部抽调参加从四川赶运粮食回来救灾工作，那“救灾如救火”昼夜不息的苦战和到灾区发放救济粮亲眼所见的惨状，多少年历历在目。我发下宏愿，一定要为治好淮河尽自己最大努力。我写信给谭先生，很快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信上说：“你的想法很好，万事开头难，你现在不要想以后会怎么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首先要阅读有关淮河的一切（古代的近现代的）典籍资料，然后还要作大量的野外考察。要搞任何一项科研专题，都不是轻松的，不是短时间能一蹴而就的。要‘锲而不舍，终生以之’。”

    遵照先生的指示，我在不影响教学工作的前提下，花了两三年时间，阅读了大量古今关于淮河的书籍和报刊资料。1964年到1965年，我利用假期断断续续地用近两个月从河南桐柏山太白顶淮河源头到江苏三江营淮河入江处沿淮作了比较细致的考察。在此期间，我又一次给先生写了信，先生回信为我研究淮河指明了方向。先生说：“从历史地理来说，淮河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你应当抓住重点，主要是研究淮河的变迁和河道的整治，研究淮河经常发生严重水患的原因，怎样做到使河道得到控制和改善，淮河长远的除患兴利应当采取怎样的治理措施。我致力于《黄河变迁史》的研考多年，认为要让出现在黄河下游的严重水患经过治理后得到安流，关键在中游片面的农业开发形式，因地制宜，做好水土保持，就能减轻和消除下游的水患。黄河下游分南北两支，或北决篡海河入渤海，或南决夺淮河入东海。淮河本是一条益河，由于黄河夺走淮河入海道，黄河离开后，又把它变成污积得高出两岸地面的废黄河道。淮河下游无出路，影响中上游，不断出现严重水患，由益河变为害河。治黄的关键在中游，治淮的关键则在下游。”

    我把在《安徽日报》发表的《曹操对发展安徽地区经济的贡献》一文随信寄给先生。先生在此次回信中提到：“你不要有一点体会，就想发表出来，你要从大处着眼，研究淮河的根治问题。”在先生的启迪下，我决心将自己几年的读书心得和考察结果，写成一部《淮河史话》，从淮河的历史发展来探寻淮河的根治之路。1965年完成初稿，在我准备请先生作序修改后交付出版之时，文革爆发，我费尽心血搞到的有关淮河的线装古书被扫四旧扫掉了。武斗期间我被迫离校，返校时，宿舍门砸开，屋内被洗劫一空，近20万字的《淮河史话》书稿和谭先生的两封亲笔信没了，好几年的努力毁于一旦，我伤心欲绝，灰心丧气，不想再研究淮河了，也没有脸面给先生写信了。

    然而1968、1969、1971、1975、1982、1983连续几年淮河地区发生严重灾害，一次又一次地敲击我的心灵，越来越觉得自己离不开淮河。1985年初，我收到了淮委关于参加“首届淮河水利史学术讨论会”的邀请函。我便重新振作起来，一切从头开始，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写成《自然与人为造成的淮河的利与害》带到当年10月18日至23日在江苏淮安召开由淮委和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共同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作为大会交流论文。经过几年努力，虽然因年迈不能再沿淮考察，但也积累了不少资料，在会上结识的一些老同志对我无私帮助，使我树立了信心。由于一时拿不出有分量的成果，不能给谭先生写信。1992年8月28日，谭先生逝世。我在先生生前没有给先生一个交代，觉得有负先生，心怀愧疚，同时也感到很遗憾，很无奈。

    近几年来，我和牛广进同志合作，就“只有开辟新的淮河入海通道，才能根治淮河”问题，多次上书温家宝总理和国家领导人，下定决心，迎难而上，要为实现“根治淮河水患”，让淮河重新回到“走千走万不如淮河离岸”的梦想而献出自己的余生，在淮河的入海通道建成之日，我也就可以告慰谭其骧先生的在天之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