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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这本书的经典地位早已毋庸置疑，笔者在此斗胆略陈几句，只是希望这本著作能够更完善、更精益求精一些。毕竟，对于好作品，我们总是要更“苛刻”一些。
今年是陈寅恪研究的“大年”，有关陈寅恪的书出了不少（大概有八种左右，最新的一种是程巢父先生所著《思想时代：陈寅恪、胡适及其他》），其中最受关注的还是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修订版。对于这本曾经风靡一时的作品推出新版，著者曾有疑虑，称“本书是否仍合时宜，知我责我，则留待读者了”，而读者们则用一如往昔的热情加以回应——据出版社方面称，该书首印5万册全部售空，后又进行了紧急加印。是书的影响力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既是修订本，最让人关注的当然是著者究竟进行了哪些修改。戴建华先生读罢新版后曾在网上撰有《说说<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修订本》，叙说改动处甚详。新版的改动，当然不止于戴先生所发现的46处，但的确也没有整体架构上的变动。读者想要考查主要的改动在何处，其实只需要读读全书的每个长脚注即可。这些长脚注，几乎都是初版所无，也是最体现作者“历年来的研究心得与思考”之处。
在这些长脚注中，作者一方面阐释了自己对陈寅恪晚年心境与诗文的新理解，另一方面也对历年来新出现的材料有所提示。如新增了胡景钊、朱佩贞等知情人的回忆，又如根据作者自己新发现的陈寅恪留医时的“病案卡”对陈寅恪1962年“膑足”入院的时间进行了修订，据葛兆光先生提供的《陈寅恪资料集》确定了香港报纸披露陈寅恪死讯的具体日期，等等。这些都可体现出作者为作修订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
新版增加了十余幅插图，这些图片既为阅读该书增加了趣味，也是很值得一说的地方。新增加的插图，笔者以为最有价值的是第13页的“1956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填写的‘个人简历’”，第138页的“主要社会关系表”，第500页的“著述调查表”。“个人简历”是陈寅恪一生学术行迹最直观的呈现，“社会关系表”是研究陈寅恪学术交谊的重要参考，至于“著述调查表”则是反映陈寅恪对自身学术评价的重要材料。
著者在新版中对这张“著述调查表”进行了解说，认为“从表中所列，略可窥知陈氏自己最看重的‘最有价值’的文字是哪些”。著者的阐释笔者十分认同，其实此点也有其它材料可为旁证。台湾学者郭长城先生曾撰文披露了陈寅恪有意赴台时携带的著作，其中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秦妇吟校笺》及若干论文抽印本（郭长城《陈寅恪有无来台意愿析论》，《传记文学》第100卷第3期），这正可与著者提供的这张“调查表”互为印证，凸显出陈氏对自己学术作品毕生的珍视。
新版的出彩之处当然还有不少，只是此次的修订与人们的预期仍有一定距离。在今年初刚传出将推出修订版消息时，曾有不少学者提出意见，如张求会先生曾希望新版“把史料用得更加新鲜、完备一点，让证据链条更完整”，因为“1995年到现在接近20年的时间有足够的历史材料的积累”，有些问题可以破解谜团，有些问题可据新史料作重新论述。然而，通观新版，学者们提出的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完美展现。
新版中，有些能用新材料的地方仍然使用旧材料，比如《吴宓日记》、《吴宓日记续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等都已经出版，书中在叙述吴宓、陈垣的相关史迹时仍然用的是《吴宓与陈寅恪》、《珠江艺苑》等转引的材料。著者如此做，本意可能想保存初版原貌，但一般来说文献都是“后出转精”，故引用时最好是用最新、最全的版本。据说，《吴宓与陈寅恪》当年提供的日记材料有不少删削，所以在尽可能选择最优文献的情况下，用《吴宓日记》及其《续编》为佳（尽管此套《日记》也存在着有改动的情况）。
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十几年过去，关于陈寅恪的新材料出了不少，有些还十分重要。大体来说，与陈寅恪晚年生平相关的典籍，新出的有《夏承焘集》（《天风阁学词日记》）、《邓之诚日记》（或《邓之诚文史札记》）、《陈君葆日记全集》、《夏鼐日记》等，正可补当年文献不足，也可以纠正一些旧有的说法。然而，这些新的日记材料，新版基本上没有采用。书中论述陈寅恪与夏承焘的交谊，强调“夏承焘亦可称是陈寅恪的知音”（第183页），相关篇幅却不到一页纸，给人意犹未尽之感。事实上，如果细检《天风阁学词日记》，我们当能够有更多发现。（与陈寅恪交谊不少的还有另一位词学家龙榆生。张晖先生生前曾披露多封陈寅恪致龙榆生信札，不过新版修订于2012年8月至12月，著者未及看到情有可原。）
新材料有时候能够补充一些当年尚不明了的说法。著者在书中写道：“有一传说很典型：1950年，岭南大学为陈寅恪出版了《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据说京华那么多陈的友朋，只有邓之诚一人收到陈寅恪寄来的图书，陈寅恪尚附一信给邓之诚，信函大意为京华的学人已捐弃旧学而追逐‘新学’，该书也只有你感兴趣了。”（第132页）这个“传说”现在已经有史料可以印证，《夏鼐日记》等材料都披露该信实际上是寄给周一良的，内容大致是：“《元白诗笺证》分赠诸友，留一纪念，然京洛耆英，河汾都讲，皆尽捐故技，别受新知，又不敢以陈腐之作，冒昧寄呈。”由此可见，“只有邓之诚一人收到书”的说法并不恰当，当年北京学界很多人都收到了该书（张求会先生于此点讨论甚详细，参见《陈寅恪丛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58页）；又如，据《夏鼐日记》等材料，佐以其他相关知情人的回忆，陈寅恪悼念傅斯年的诗，现在看来可能就是《霜红龛集望海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但作者仍说“在已面世的陈诗中未发现这首挽诗。此诗恐将永远被湮没”。（第33页）此类未及更正或补充的情况还有一些。
新材料的出现，也使得一些史事明显有矛盾的地方需要重新发覆。胡文辉先生曾经据《陈君葆日记全集》、《陈君葆书信集》研究了陈寅恪1949年的行止，他根据书信中提到“因院系调整关系，自动让出前住之三层楼房，而迁入东南区一号二楼”，考订出《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书中提到的陈氏于1953年夏搬入东南区一号的说法有误，实际上是在1952年。（胡文辉《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及其他》，《上海书评》2009年5月24日第B08-09版）今观新版的相关段落，著者仍坚持是1953年（第61页）。又如，该书称是章士钊将《论再生缘》带往香港，使其流传海外。笔者一直对此存有疑问，因为在《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来往书札》中，1956年8月10日杨联陞写道：“周法高说，台湾收到过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一篇长文”，这个时间点，要比章士钊赴港的时间9月份早。（笔者最近已撰文探讨此问题，参见拙作《陈寅恪〈论再生缘〉究竟何时流出海外》，《南方周末》2013年7月25日24版。《论再生缘》流传问题可探讨之处尚多，如台湾学者读到《论再生缘》油印本的除了拙文提及的人物外，还有许倬云、王尔敏等。特别是许倬云先生还捐了两部油印本给大陆高校的图书馆。）诸如此类的材料，表明关于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生平，仍有许多地方需要重新检讨，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有些问题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你当时的判断和推测，跟后来披露的史料是否衔接”。
新版中针对外界对初版的某些质疑，以及新见材料与初版的冲突处，通过脚注有所回应。比如针对近年来关于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的议论，新版指出“一些间接的资料面世。只是这些材料仅能证明在1950年前后，海外的一些机构仍对招揽陈氏在做工作”，陈寅恪已抱“不动”之旨，受陈序经影响陈寅恪不会走（第39页）；又如，对于唐筼因家族中人受冲击而去香港的说法，卞僧慧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中指出“至土改时期，与师母有关系的唐氏族人已无人在农村，所言仅为推测”，新版回应称“此据中山大学有关档案记录，……唐筼有感于家族中人受到土改冲击，其含义并非仅指广西老家”（第36页）；再如，对于谢保成先生等披露的“郭沫若日记”中关于陈寅恪的内容，新版说道“传说中的‘郭沫若日记’……终究未刊布，单独检出个别‘日记’的部分内容，遽难视作坚定的历史材料”（第303页）……著者对于外界质疑能够一一回应，体现出其豁达的胸襟，只是正如著者所说“所谓知人论世，诚不易也”（第384页），学术总是愈辩愈明，在许多“谜团”尚不能完全破解之前，不妨就让诸家之说都摆在台面上，让读者来自行判断。
书中在介绍作者生平时曾提到，著者2007年曾受邀为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人。本来，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搜罗港台史料的机会。就笔者所知，港台的某些机构和个人手中，还保存有不少关于陈寅恪的材料，而对于相关事迹也有一些当事人或者知情者，若有心加以寻访，应该能让一些史实得以澄清，可惜这在新的修订版中体现得有限。书中在叙述程曦事迹时，曾提及在港的学人马鉴，称“马鉴与陈寅恪的关系，在五十年代前期仍未中断”，然而作者并未就陈寅恪与马鉴等港台学人的联系展开论说，而是认为“这已经是题外话了”（第37页）。与此类似，曾与陈寅恪有不少交往的陈君葆、徐伯郊等人，著者也几乎没有提及，而事实上他们都留下了丰富的材料可供参考，如《陈君葆日记全集》、《徐伯郊日记》（尚未刊布）等。当然，陈寅恪晚年与港台学界的联系，现在看来可发掘的地方还有不少，这毕竟不是一部作品就能够承担的，也许只能寄望于将来如《也同欢乐也同愁（续编）》、新版《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等著作的努力了。
著者在新版前言中指出：“任何一部著作都无法包罗万象地概括历史的全部内容，限于本书固有的体例，著述的初衷，全书的结构一仍其初。”可能也正是出于此点考虑，作者虽然在书后的参考目录中增列了二十种新出著作，但直接使用的内容却不多。这大概也是著者对自己著作自信和珍视的一种表现。经过了将近二十年岁月的检验，这本书的经典地位早已毋庸置疑，笔者在此斗胆略陈几句，只是希望这本著作能够更完善、更精益求精一些。毕竟，对于好作品，我们总是要更“苛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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