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民间的报人报纸

    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是依靠自学而卓荦有成的，他曾这样说:我的自学，作始于小学时代。奇怪的是，在那样新文化初开荒的时候，已有人为我准备了很好的课外读物。这是一种《启蒙画报》和一种《京话日报》，创办人是我的一位父执，而且是对于我关系深切的一位父执。

    梁漱溟所说的父执是彭翼仲。彭氏深痛庚子之乱造成的家国危难，特别是亲身经历与入户抢劫的美国兵冒死相抗，激发了内心深处的爱国意识，进而认定“国几不国，固由当轴者昏聩无知，亦由人民无教育，不明所以爱国之道”，于是毅然投身报界，以开启民智为己任，自1902年春起，相继创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

    彭翼仲与梁巨川相识于1885年，他们怀抱爱国维新执着心志，心性相通，志趣相同，自然而然成为至交，长达30余年。他们还是儿女亲家，彭氏长女即梁氏长媳。彭翼仲办报得到梁巨川的支持，梁氏的态度是“以财助报馆，譬犹拯灾救难”，因此倾其全力予以资助。梁漱溟后来回忆说:父亲和彭公在推进社会进步中显现出来的人格感召，“使我幼稚的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并由此激发了“一片向上心”，影响直至终生。

    彭翼仲的人生经历曲折传奇，他的《京话日报》曾有“三起三落”经历，第一时段在1904—1906年间，其后两个时段在1913年以后。学界指出:清末的《京话日报》是彭翼仲所办的三种报纸中，“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一个”，在五四之前的白话文报纸中，“影响最大的首推《京话日报》”。笔者作为彭翼仲之孙，多年投入心力，着重考察和研究清末时段的《京话日报》，写成一书，就是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的《北京报界先声:20世纪之初的彭翼仲与<京话日报>》。

    本书的基本内容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梳理和研究彭翼仲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第二，梳理和研究清末时段的《京话日报》文本;第三，梳理和研究彭翼仲和《京话日报》在造就北京舆论环境和推动北京社会进步上的作为和意义。笔者写作此书，立足于百余年前的北京社会，注重将报人、报纸和受众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借以追寻彭翼仲和《京话日报》的历史痕迹，观览1900年代北京民间社会的生动境况，感受当时启蒙知识分子和众多普通国人的情怀和心愿。

    彭翼仲办《京话日报》，富有创意和特色之处甚多，这里且作一些简介:《京话日报》问世之初，彭氏指出:北京城看报的人太少，其原因，一是各报文理太深，字眼儿浅的人看不了，为此“决计用白话做报，但能识几个字的人，都看得下去。就是不识字，叫人念一念，也听得明白”。二是卖的价钱太大，度日艰难的人买不起，于是，“赔本贱卖，每张只收三个当十大钱”。第三，当时京外多种报纸，或为月刊，或为半月刊，或为旬刊，往往装订成册，于是决定单张零卖，日出一期。采取了以上措施，再加上话题选择、栏目设置、编者受众互动、发起和推动多项社会运动等等因素，《京话日报》渐渐进入北京社会，本来没有看报习惯的市民自然而然靠近了《京话日报》，北京城里甚至出现前所未有的“报迷”和“报痴”。请看当时读者的自道:

    自从上了《京话日报》的瘾，天天傻看，看来看去，如梦方醒。才知道内忧外患，国势十分的糟糕。

    看了《京话日报》，不上几天，就仿佛那吸大烟似的，真上了瘾了。想这个有益处的瘾，我要劝人都来上上。天天亲自到街门口，等候着送报的人。

    在下得了一个毛病，无是无非，天天的长吁短叹。也不是账逼的，也不是病磨的，就是这《京话日报》给害的，已经成了个报迷。一天不看就难受，看了之后更难受。

    许多本来与书面文字隔绝的人，纷纷在《京话日报》上发表言论，行使他们的话语权，《京话日报》由此成为“天下人说话的地方”。请看当时的受众自道:

    在下看了《京话日报》，很有点儿动心，也要想着说一说话，可恨我不通文理，只好顺着嘴儿开合罢。好在《京话日报》不讲文理，彭先生也不笑话人，甚么野调无腔的呀，甚么歪歪斜斜的呀，都可以删改删改给登上。

    自从去年看了《京话日报》，越看越对劲，才觉着开了点心缝儿。又见贵报上，准人说话，说话又不要钱，我真乐极了。乘着便宜，我也要张张嘴……”

    《京话日报》逐渐成为广大民众的生活必需品:下工的劳作者“到了晚半天，都从褡裢里掏出三个钱来，都说‘我来一张’”。“作小买卖的人，都要买一张《京话日报》看看”，“连说书的拨船的，都知道看这个报啦”。当时的文化人林纾指出，像《京话日报》这样的白话报，读者包括了“都下引车卖浆之徒”。当时在上海主办《警钟日报》的蔡元培、林白水等人曾以惊异的口吻报道，北京“担夫走卒居然有坐阶石读报者。”

    《京话日报》在北京民间社会的传播，有许多动人情景:一些热心人腾出房屋，提供桌椅，自愿出资购买报刊，开办阅报处和讲报处，请人随便去看。为了让不识字的人能够明白报上的意思，有人设立讲报处，专门讲报。阅报处和讲报处都备有茶水，不取分文。还有一些人出资订购单面印刷的《京话日报》，在街上定点贴报，每日换新。北京南城还出了一位奇人醉郭，他义务担当说报人，用民间说唱方式讲唱《京话日报》，街上常常出现“满市争听醉郭唱”的场面。

    美国新闻理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指出:公众舆论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只出现过两个源头，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京话日报》及其传播，活现了百余年前中国民间社会“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的历史面相。

    彭翼仲和《京话日报》秉持真实正义、强项敢言的新闻态度，在赢得大多数民众信任和欢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招致权势者及各种邪恶势力的恼怒和忌恨。报上屡屡触及时局焦点和官场内幕，揭露批判黑暗邪恶势力的种种丑行，激起清廷高层当权者对彭翼仲及其报纸的不容忍，其中最重要的是1906年8月和9月连续发生的两事:前一事，因维护爱国者任文毅人身权利而结怨京城巡警总厅;后一事，因连续报道保皇党人吴道明、范履祥被捕和被处死消息，掀开了清廷权势派的黑幕。两事发生之后，统治者终于下手，以“妄论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罪名，悍然逮捕报人、查封报纸。这就是箝制社会舆论、镇压民间报人的“京城第一报案”，史称“彭翼仲案”。

    案发之后，彭翼仲被判“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到配后酌加监禁十年”。1907年4月17日是起解之日，彭翼仲被押离京城。这一天，数千市民自发地走上街头，为他送行。一位名叫苗凤梧的送报人自愿陪伴，同彭先生一起走上漫漫陌路。彭翼仲令人感动的事还很多，再举二例:

    1913年，声名渐盛的京剧名角梅兰芳从上海回到北京，创演了反映京城旧事的《孽海波澜》。这出“时装新戏”的剧情是:妓院恶鸨张有逼良为娼、虐待妓女，彭翼仲用《京话日报》揭露其罪恶，接着力促官方和民间合力开办“济良所”，收容妓女，教她们读书识字，学习手工，最后这些被拐骗的女子由他们的亲属领去，回到正常生活。戏中出现了彭翼仲这一角色。彭翼仲恰巧在这年生还京门，他被请来观看这出戏，成为了“座上的戏中人”。1918年，日本不断侵犯中国主权，以向北洋政府投入总数达两千万日元的贷款为诱饵，借以获得中国东北、山东等地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彭翼仲对此深痛不已，留下震撼人心的绝命词:“亡国为奴，不如身投大海”，“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再贪生”，然后在5月2日登上天津至烟台的轮船，誓欲投水自尽。同船人发现并及时阻救，使他未能完成蹈海之志。留学日本的青年周恩来闻知此事之后，在日记中记下此事，并表达了感佩之情:“彭君于洪宪帝制时，曾被诬。此次愤慨乃就义，不顾身家，忿然长逝矣。”

    彭翼仲始终把报业活动作为自己的人生主题，他无愧地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的报业先驱。他的同时代人指出:彭翼仲“为国人作前驱，为世人指迷途”，“不畏强御，不望报酬”，“寂寂无闻，困苦毕世”。当今研究者指出:彭翼仲“倾其财力，甚至倾家荡产而不悔”，“嗜报如命”，“把办报作为其一切事业的中心”。“在民间报业家中，能够固守自由信念，独立无畏地追求报业理想而大有作为者”，非彭翼仲莫属。———这些都是知人之论。

    彭翼仲从青年时代起就备尝艰辛，亲身体验市井琐屑和民间疾苦，但他并未沾染旧场合常有的损人利己习气，而是养成与下层民众亲近的秉性。他本来已得到江西通判官职，但亲到南昌，不禁深恶“官场丑态，实不能堪”，于是断然弃官，返回北京。他不热衷为官，却对平民百姓怀抱真挚感情，这就在以“官本位”为特征的中国社会里显得十分“另类”，但这种“另类”恰恰是他及其报纸亲民品性的思想根基。彭翼仲曾有这样一件小事:早上穿一件新马褂出门，晚上回来，马褂没有了。夫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给人了……胡同口有一个人蹲在路边，冻得不行，我怕他死，就把马褂脱下给他穿上。”夫人说:“那你不会回来拿一件旧马褂?”他平静地问道:“一个人的性命要紧，还是马褂要紧?”这一件小事与报人、报业似无必然联系，然而却闪现了彭翼仲体恤下层民众的朴实品质。

    笔者写作此书，把搜集和阅读第一手资料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把“让史料说话”作为主要的表述方式，尽可能反映百余年前的气息和脉动。有必要指出:由于既有的近现代史表述以“共和-革命”和“五四-启蒙”为主线，使得划归于“改良-立宪”范畴的彭翼仲及其作为，被于主流叙述之外或置于边缘位置。于是使得今世之人对于彭翼仲和《京话日报》，不免生疏和隔膜。其实，这种生疏和隔膜是十分不当的，美国一位著名政治家曾说:“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也许正是居于与此相同的思考，商务印书馆在《北京报界先声》的腰封上，写下这样的提示语:“打捞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失踪者’，还原一份报纸的历史遭际”。可以说，对民间报人彭翼仲和白话报纸《京话日报》的考求和研究，是对百余年前中国社会进步史的寻觅和思考，是一种文化上的“梳理旧迹”，“清理遗产”。这样的“温故”应有助于“知新”，使今人对历史获得新的了解，新的认识。

    民国之人指出:“北京多数之社会，虽贩夫走卒，以至最小之劳动家，不知有民国者，比比皆是，而未有不知有《京话日报》者，且未有不崇拜《京话日报》者。”梁漱溟在1960年指出:“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辈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没有不耳熟的。其人其事虽已过去五十多年了，而在不少人中间仍然留有印象。”彭翼仲和《京话日报》获得的口碑和人心记忆，雄辩地表明:植根于人民之中乃是报人及其报纸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