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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9月11日 星期三

    植根民间的报人报纸

    ——彭翼仲与《京话日报》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9月11日   07 版)
    彭翼仲与子女
    京话日报第1期

        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是依靠自学而卓荦有成的,他曾这样说:我的自学,作始于小学时代。奇怪的是,在那样新文化初开荒的时候,已有人为我准备了很好的课外读物。这是一种《启蒙画报》和一种《京话日报》,创办人是我的一位父执,而且是对于我关系深切的一位父执。

        梁漱溟所说的父执是彭翼仲。彭氏深痛庚子之乱造成的家国危难,特别是亲身经历与入户抢劫的美国兵冒死相抗,激发了内心深处的爱国意识,进而认定“国几不国,固由当轴者昏聩无知,亦由人民无教育,不明所以爱国之道”,于是毅然投身报界,以开启民智为己任,自1902年春起,相继创办《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

        彭翼仲与梁巨川相识于1885年,他们怀抱爱国维新执着心志,心性相通,志趣相同,自然而然成为至交,长达30余年。他们还是儿女亲家,彭氏长女即梁氏长媳。彭翼仲办报得到梁巨川的支持,梁氏的态度是“以财助报馆,譬犹拯灾救难”,因此倾其全力予以资助。梁漱溟后来回忆说:父亲和彭公在推进社会进步中显现出来的人格感召,“使我幼稚的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并由此激发了“一片向上心”,影响直至终生。

        彭翼仲的人生经历曲折传奇,他的《京话日报》曾有“三起三落”经历,第一时段在1904—1906年间,其后两个时段在1913年以后。学界指出:清末的《京话日报》是彭翼仲所办的三种报纸中,“最成功、影响最大的一个”,在五四之前的白话文报纸中,“影响最大的首推《京话日报》”。笔者作为彭翼仲之孙,多年投入心力,着重考察和研究清末时段的《京话日报》,写成一书,就是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的《北京报界先声:20世纪之初的彭翼仲与<京话日报>》。

        本书的基本内容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梳理和研究彭翼仲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第二,梳理和研究清末时段的《京话日报》文本;第三,梳理和研究彭翼仲和《京话日报》在造就北京舆论环境和推动北京社会进步上的作为和意义。笔者写作此书,立足于百余年前的北京社会,注重将报人、报纸和受众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借以追寻彭翼仲和《京话日报》的历史痕迹,观览1900年代北京民间社会的生动境况,感受当时启蒙知识分子和众多普通国人的情怀和心愿。

        彭翼仲办《京话日报》,富有创意和特色之处甚多,这里且作一些简介:《京话日报》问世之初,彭氏指出:北京城看报的人太少,其原因,一是各报文理太深,字眼儿浅的人看不了,为此“决计用白话做报,但能识几个字的人,都看得下去。就是不识字,叫人念一念,也听得明白”。二是卖的价钱太大,度日艰难的人买不起,于是,“赔本贱卖,每张只收三个当十大钱”。第三,当时京外多种报纸,或为月刊,或为半月刊,或为旬刊,往往装订成册,于是决定单张零卖,日出一期。采取了以上措施,再加上话题选择、栏目设置、编者受众互动、发起和推动多项社会运动等等因素,《京话日报》渐渐进入北京社会,本来没有看报习惯的市民自然而然靠近了《京话日报》,北京城里甚至出现前所未有的“报迷”和“报痴”。请看当时读者的自道:

        自从上了《京话日报》的瘾,天天傻看,看来看去,如梦方醒。才知道内忧外患,国势十分的糟糕。

        看了《京话日报》,不上几天,就仿佛那吸大烟似的,真上了瘾了。想这个有益处的瘾,我要劝人都来上上。天天亲自到街门口,等候着送报的人。

        在下得了一个毛病,无是无非,天天的长吁短叹。也不是账逼的,也不是病磨的,就是这《京话日报》给害的,已经成了个报迷。一天不看就难受,看了之后更难受。

        许多本来与书面文字隔绝的人,纷纷在《京话日报》上发表言论,行使他们的话语权,《京话日报》由此成为“天下人说话的地方”。请看当时的受众自道:

        在下看了《京话日报》,很有点儿动心,也要想着说一说话,可恨我不通文理,只好顺着嘴儿开合罢。好在《京话日报》不讲文理,彭先生也不笑话人,甚么野调无腔的呀,甚么歪歪斜斜的呀,都可以删改删改给登上。

        自从去年看了《京话日报》,越看越对劲,才觉着开了点心缝儿。又见贵报上,准人说话,说话又不要钱,我真乐极了。乘着便宜,我也要张张嘴……”

        《京话日报》逐渐成为广大民众的生活必需品:下工的劳作者“到了晚半天,都从褡裢里掏出三个钱来,都说‘我来一张’”。“作小买卖的人,都要买一张《京话日报》看看”,“连说书的拨船的,都知道看这个报啦”。当时的文化人林纾指出,像《京话日报》这样的白话报,读者包括了“都下引车卖浆之徒”。当时在上海主办《警钟日报》的蔡元培、林白水等人曾以惊异的口吻报道,北京“担夫走卒居然有坐阶石读报者。”

        《京话日报》在北京民间社会的传播,有许多动人情景:一些热心人腾出房屋,提供桌椅,自愿出资购买报刊,开办阅报处和讲报处,请人随便去看。为了让不识字的人能够明白报上的意思,有人设立讲报处,专门讲报。阅报处和讲报处都备有茶水,不取分文。还有一些人出资订购单面印刷的《京话日报》,在街上定点贴报,每日换新。北京南城还出了一位奇人醉郭,他义务担当说报人,用民间说唱方式讲唱《京话日报》,街上常常出现“满市争听醉郭唱”的场面。

        美国新闻理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指出:公众舆论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只出现过两个源头,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京话日报》及其传播,活现了百余年前中国民间社会“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的历史面相。

        彭翼仲和《京话日报》秉持真实正义、强项敢言的新闻态度,在赢得大多数民众信任和欢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招致权势者及各种邪恶势力的恼怒和忌恨。报上屡屡触及时局焦点和官场内幕,揭露批判黑暗邪恶势力的种种丑行,激起清廷高层当权者对彭翼仲及其报纸的不容忍,其中最重要的是1906年8月和9月连续发生的两事:前一事,因维护爱国者任文毅人身权利而结怨京城巡警总厅;后一事,因连续报道保皇党人吴道明、范履祥被捕和被处死消息,掀开了清廷权势派的黑幕。两事发生之后,统治者终于下手,以“妄论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罪名,悍然逮捕报人、查封报纸。这就是箝制社会舆论、镇压民间报人的“京城第一报案”,史称“彭翼仲案”。

        案发之后,彭翼仲被判“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到配后酌加监禁十年”。1907年4月17日是起解之日,彭翼仲被押离京城。这一天,数千市民自发地走上街头,为他送行。一位名叫苗凤梧的送报人自愿陪伴,同彭先生一起走上漫漫陌路。彭翼仲令人感动的事还很多,再举二例:

        1913年,声名渐盛的京剧名角梅兰芳从上海回到北京,创演了反映京城旧事的《孽海波澜》。这出“时装新戏”的剧情是:妓院恶鸨张有逼良为娼、虐待妓女,彭翼仲用《京话日报》揭露其罪恶,接着力促官方和民间合力开办“济良所”,收容妓女,教她们读书识字,学习手工,最后这些被拐骗的女子由他们的亲属领去,回到正常生活。戏中出现了彭翼仲这一角色。彭翼仲恰巧在这年生还京门,他被请来观看这出戏,成为了“座上的戏中人”。1918年,日本不断侵犯中国主权,以向北洋政府投入总数达两千万日元的贷款为诱饵,借以获得中国东北、山东等地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彭翼仲对此深痛不已,留下震撼人心的绝命词:“亡国为奴,不如身投大海”,“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再贪生”,然后在5月2日登上天津至烟台的轮船,誓欲投水自尽。同船人发现并及时阻救,使他未能完成蹈海之志。留学日本的青年周恩来闻知此事之后,在日记中记下此事,并表达了感佩之情:“彭君于洪宪帝制时,曾被诬。此次愤慨乃就义,不顾身家,忿然长逝矣。”

        彭翼仲始终把报业活动作为自己的人生主题,他无愧地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的报业先驱。他的同时代人指出:彭翼仲“为国人作前驱,为世人指迷途”,“不畏强御,不望报酬”,“寂寂无闻,困苦毕世”。当今研究者指出:彭翼仲“倾其财力,甚至倾家荡产而不悔”,“嗜报如命”,“把办报作为其一切事业的中心”。“在民间报业家中,能够固守自由信念,独立无畏地追求报业理想而大有作为者”,非彭翼仲莫属。———这些都是知人之论。

        彭翼仲从青年时代起就备尝艰辛,亲身体验市井琐屑和民间疾苦,但他并未沾染旧场合常有的损人利己习气,而是养成与下层民众亲近的秉性。他本来已得到江西通判官职,但亲到南昌,不禁深恶“官场丑态,实不能堪”,于是断然弃官,返回北京。他不热衷为官,却对平民百姓怀抱真挚感情,这就在以“官本位”为特征的中国社会里显得十分“另类”,但这种“另类”恰恰是他及其报纸亲民品性的思想根基。彭翼仲曾有这样一件小事:早上穿一件新马褂出门,晚上回来,马褂没有了。夫人问他怎么回事,他说:“给人了……胡同口有一个人蹲在路边,冻得不行,我怕他死,就把马褂脱下给他穿上。”夫人说:“那你不会回来拿一件旧马褂?”他平静地问道:“一个人的性命要紧,还是马褂要紧?”这一件小事与报人、报业似无必然联系,然而却闪现了彭翼仲体恤下层民众的朴实品质。

        笔者写作此书,把搜集和阅读第一手资料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把“让史料说话”作为主要的表述方式,尽可能反映百余年前的气息和脉动。有必要指出:由于既有的近现代史表述以“共和-革命”和“五四-启蒙”为主线,使得划归于“改良-立宪”范畴的彭翼仲及其作为,被于主流叙述之外或置于边缘位置。于是使得今世之人对于彭翼仲和《京话日报》,不免生疏和隔膜。其实,这种生疏和隔膜是十分不当的,美国一位著名政治家曾说:“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也许正是居于与此相同的思考,商务印书馆在《北京报界先声》的腰封上,写下这样的提示语:“打捞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失踪者’,还原一份报纸的历史遭际”。可以说,对民间报人彭翼仲和白话报纸《京话日报》的考求和研究,是对百余年前中国社会进步史的寻觅和思考,是一种文化上的“梳理旧迹”,“清理遗产”。这样的“温故”应有助于“知新”,使今人对历史获得新的了解,新的认识。

        民国之人指出:“北京多数之社会,虽贩夫走卒,以至最小之劳动家,不知有民国者,比比皆是,而未有不知有《京话日报》者,且未有不崇拜《京话日报》者。”梁漱溟在1960年指出:“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辈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没有不耳熟的。其人其事虽已过去五十多年了,而在不少人中间仍然留有印象。”彭翼仲和《京话日报》获得的口碑和人心记忆,雄辩地表明:植根于人民之中乃是报人及其报纸生命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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