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现代中国》

    这是最后一次为《现代中国》撰写“编后”了，敲下标题，黯然神伤。

    从第一辑起，每辑学刊编完，我都会写几句“闲话”，或扣紧专题谈文章，或因地制宜发感慨，或旗帜鲜明表立场。为撰此文，重读前十四辑“编后”，感叹世道沧桑，确实到了“归去来兮”的时候。

    记得第一辑学刊编定，是在2001年初，至今差不多十二年。照中国人的说法，十二年为一纪;此时此刻，未能更上一层楼，反而准备关门大吉，实在愧对可能存在的“热心读者”。

    《现代中国》第一辑“编后”曾以《有情怀的专业研究》为题，发表在2001年5月30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其中提到随着专业化思想的深入人心，治学者必须接受系统训练并遵守学术规则，已经成为共识，并逐渐得到落实。我担心的是，“专业主义”一旦成为塑造我们思想行为的主要力量，会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奇思妙想”造成极大的压抑。既投身“专业化”大潮，又对所谓的“正统派”之得失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以为是必要的。具体说来，就是希望用“情怀”来补“规则”的缺失。

    第二年三月，在题为《关注“现代中国”》的专访中，我重申此立场，解释为何要从《学人》之提倡“学术规范”，转为《现代中国》之讲求“有情怀的专业研究”:“在我看来，规则是一个入门的东西，不可不谈，但也不可过分倚重。对于学者来说，除了规则，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人，总是在学术之外，对当下有所关心。对于他们来说，成为一个合格的‘专家’，便不是最高境界。”(杨早:《关注“现代中国”———就<现代中国>的出刊访陈平原先生》，《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0日)

    刚进入新世纪时，似乎有点新气象;可很快地，各种压力接踵而至，我辈的“雄心壮志”遂逐渐消磨于无形。我说的不是政治上的“禁区”，而是体制化的“规训”。先是明令取缔民间学刊，后略为放松，允许其存在，但通过建立国家审定的核心期刊、评价标准、奖励机制等，迅速压缩民间学术的生存空间。各大学普遍规定，教师在A类刊物、B类刊物、C类刊物发表论文，有真金白银的犒赏。而所谓ABC类刊物，前提是有刊号;换句话说，“以书代刊”者全部出局。作为大学教师，你可以继续在民间学刊上发论文，但在官方制定的评价体系中，这不算业绩，纯属“业余爱好”。考虑到奖金十分优厚，除了极少数“冥顽不化”者还在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高校的绝大部分教师，不管是否情愿，全都只能“入吾彀中矣”。

    在《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读书》2012年2期)中，我曾提及“引领或制约一个时代学术风尚及士林气象的，到底是官府还是民间”:“以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为例，八十年代民间学术唱主角，政府不太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车走车路，马走马道;进入新世纪，政府加大了对学界的管控及支持力度，民间学术全线溃散。随着教育行政化、学术数字化，整个评价体系基本上被政府垄断。我的判断是，下一个三十年，还会有博学深思、特立独行的人文学者，但其生存处境将相当艰难。”若是著名学者，还勉强可以“特立独行”;但如果是青年教师，想凭个人兴趣读书写作，那纯属“自我放逐”。

    面对此无力阻挡的“大趋势”，作为《现代中国》的主编，我内心十分纠结———邀请著名学者“友情出演”，一两次可以，多了是不行的;若是青年教师，为了人家的前程，好文章必须鼓励其投给“一流刊物”。这样算下来，要想办好《现代中国》，不说“绝无可能”，也是机会甚微了。当然，每期《现代中国》上都有好文章，但组稿周期的拉长，已经说明了其间的窘境。

    今年四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将《现代中国》列为CSSCI集刊，也就是说，各高校教师在上面发文章，勉强可以“算分”了。朋友们勉励我继续努力，以“修成正果”;犹豫了好一阵子，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原因是，一旦进入这套“游戏”，为了适应“规则”，必定变得亦步亦趋，患得患失，很难再有独立寒秋、挥洒才情的勇气。说实话，这套以制定计划、申请课题、编列预算、花钱报账为基本程序的“学问”，非我所长，也非我所愿。因此，征求了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诸位同人的意见后，决定暂时停刊。

    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除了主办学术会议、组织合作研究、出版大型丛书，2001年春开始编辑《现代中国》集刊。我曾如此“自我吹嘘”:《现代中国》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刊物，同时又有强烈的文化关怀。谈论“二十世纪中国”，既可能是一个综合性质的、跨越不同学科的课题，也可能是一种延续着传统而又关注着当下的眼光。这就决定了其既是历史命题，也有明显的问题意识。本学刊探讨的对象涵盖晚清以降中国的文学、教育、思想、学术、艺术等各个层面，每辑35万字左右，原定半年出刊，实际上略有耽搁。学刊编委包括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谢冕、孙玉石、钱理群、洪子诚、温儒敏、陈平原，哲学系教授王守常、胡军，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艺术系教授朱青生等。作为主编，我的工作得到了王风、吴晓东、陈泳超、贺桂梅等四位编辑的积极协助。这四位“编辑”，当初因是年轻教师，未进入“编委”行列;如今他们也都成了独当一面的“大将”了。

    或许有一天，情势好转，我又重作冯妇;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年轻一代像我当年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在夹缝中努力寻找一线生机，让《现代中国》东山再起———我真心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编委会，向湖北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致谢。前五辑学刊的印刷及稿费，由湖北教育出版社独力承担;后十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虽略有补贴，但相对于迅速上涨的成本，出版社明显是亏本了。在这种状态下，北大出版社领导及责任编辑艾英女士，能坚守诺言，继续刊出，令人感动。

    值此暂时停刊之际，特向曾热心支持本学刊的诸多作者及读者，还有出版界、新闻界的旧雨新知，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