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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9月11日 星期三

    告别《现代中国》

    陈平原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9月11日   13 版)

        这是最后一次为《现代中国》撰写“编后”了,敲下标题,黯然神伤。

        从第一辑起,每辑学刊编完,我都会写几句“闲话”,或扣紧专题谈文章,或因地制宜发感慨,或旗帜鲜明表立场。为撰此文,重读前十四辑“编后”,感叹世道沧桑,确实到了“归去来兮”的时候。

        记得第一辑学刊编定,是在2001年初,至今差不多十二年。照中国人的说法,十二年为一纪;此时此刻,未能更上一层楼,反而准备关门大吉,实在愧对可能存在的“热心读者”。

        《现代中国》第一辑“编后”曾以《有情怀的专业研究》为题,发表在2001年5月30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其中提到随着专业化思想的深入人心,治学者必须接受系统训练并遵守学术规则,已经成为共识,并逐渐得到落实。我担心的是,“专业主义”一旦成为塑造我们思想行为的主要力量,会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奇思妙想”造成极大的压抑。既投身“专业化”大潮,又对所谓的“正统派”之得失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以为是必要的。具体说来,就是希望用“情怀”来补“规则”的缺失。

        第二年三月,在题为《关注“现代中国”》的专访中,我重申此立场,解释为何要从《学人》之提倡“学术规范”,转为《现代中国》之讲求“有情怀的专业研究”:“在我看来,规则是一个入门的东西,不可不谈,但也不可过分倚重。对于学者来说,除了规则,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东西。比如做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人,总是在学术之外,对当下有所关心。对于他们来说,成为一个合格的‘专家’,便不是最高境界。”(杨早:《关注“现代中国”———就<现代中国>的出刊访陈平原先生》,《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0日)

        刚进入新世纪时,似乎有点新气象;可很快地,各种压力接踵而至,我辈的“雄心壮志”遂逐渐消磨于无形。我说的不是政治上的“禁区”,而是体制化的“规训”。先是明令取缔民间学刊,后略为放松,允许其存在,但通过建立国家审定的核心期刊、评价标准、奖励机制等,迅速压缩民间学术的生存空间。各大学普遍规定,教师在A类刊物、B类刊物、C类刊物发表论文,有真金白银的犒赏。而所谓ABC类刊物,前提是有刊号;换句话说,“以书代刊”者全部出局。作为大学教师,你可以继续在民间学刊上发论文,但在官方制定的评价体系中,这不算业绩,纯属“业余爱好”。考虑到奖金十分优厚,除了极少数“冥顽不化”者还在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高校的绝大部分教师,不管是否情愿,全都只能“入吾彀中矣”。

        在《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读书》2012年2期)中,我曾提及“引领或制约一个时代学术风尚及士林气象的,到底是官府还是民间”:“以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为例,八十年代民间学术唱主角,政府不太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车走车路,马走马道;进入新世纪,政府加大了对学界的管控及支持力度,民间学术全线溃散。随着教育行政化、学术数字化,整个评价体系基本上被政府垄断。我的判断是,下一个三十年,还会有博学深思、特立独行的人文学者,但其生存处境将相当艰难。”若是著名学者,还勉强可以“特立独行”;但如果是青年教师,想凭个人兴趣读书写作,那纯属“自我放逐”。

        面对此无力阻挡的“大趋势”,作为《现代中国》的主编,我内心十分纠结———邀请著名学者“友情出演”,一两次可以,多了是不行的;若是青年教师,为了人家的前程,好文章必须鼓励其投给“一流刊物”。这样算下来,要想办好《现代中国》,不说“绝无可能”,也是机会甚微了。当然,每期《现代中国》上都有好文章,但组稿周期的拉长,已经说明了其间的窘境。

        今年四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将《现代中国》列为CSSCI集刊,也就是说,各高校教师在上面发文章,勉强可以“算分”了。朋友们勉励我继续努力,以“修成正果”;犹豫了好一阵子,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原因是,一旦进入这套“游戏”,为了适应“规则”,必定变得亦步亦趋,患得患失,很难再有独立寒秋、挥洒才情的勇气。说实话,这套以制定计划、申请课题、编列预算、花钱报账为基本程序的“学问”,非我所长,也非我所愿。因此,征求了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诸位同人的意见后,决定暂时停刊。

        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除了主办学术会议、组织合作研究、出版大型丛书,2001年春开始编辑《现代中国》集刊。我曾如此“自我吹嘘”:《现代中国》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刊物,同时又有强烈的文化关怀。谈论“二十世纪中国”,既可能是一个综合性质的、跨越不同学科的课题,也可能是一种延续着传统而又关注着当下的眼光。这就决定了其既是历史命题,也有明显的问题意识。本学刊探讨的对象涵盖晚清以降中国的文学、教育、思想、学术、艺术等各个层面,每辑35万字左右,原定半年出刊,实际上略有耽搁。学刊编委包括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谢冕、孙玉石、钱理群、洪子诚、温儒敏、陈平原,哲学系教授王守常、胡军,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艺术系教授朱青生等。作为主编,我的工作得到了王风、吴晓东、陈泳超、贺桂梅等四位编辑的积极协助。这四位“编辑”,当初因是年轻教师,未进入“编委”行列;如今他们也都成了独当一面的“大将”了。

        或许有一天,情势好转,我又重作冯妇;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年轻一代像我当年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在夹缝中努力寻找一线生机,让《现代中国》东山再起———我真心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编委会,向湖北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致谢。前五辑学刊的印刷及稿费,由湖北教育出版社独力承担;后十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虽略有补贴,但相对于迅速上涨的成本,出版社明显是亏本了。在这种状态下,北大出版社领导及责任编辑艾英女士,能坚守诺言,继续刊出,令人感动。

        值此暂时停刊之际,特向曾热心支持本学刊的诸多作者及读者,还有出版界、新闻界的旧雨新知,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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