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与灵修:《吴经熊自传》中的文化激荡

    提要：

    对生命有过沉潜思考的人，生和死之间原本的厚障会逐渐变得像纱像雾一般轻薄。这种轻薄不是为了让人看轻今生，而是为了使今生升华。吴经熊做到了，体悟到这一点的人也都做得到。

    很久没有一本书，像《超越东西方:吴经熊自传》这样以丰富、智慧的文化和活泼、美善的灵性打动人心的了，让我这样一个非该领域的晚生后辈读后也深深为之感动。

    吴经熊(John C.H. WU)字德生，是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哲学家、政治家、法学家和天主教学者，今日治政治史、法制史和宗教史以及研究《圣经》翻译的学者们绕不开的人物。他于1921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等校从事研究，1924年回国后在东吴大学任教，之后历任上海特区法院法官、立法委员、司法院法官，上海特区法院院长、立法院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执委、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等职，1986年逝世于台北。

    吴经熊1899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度过了仙境般的童年。他的父亲吴葭苍是学徒出身的银行家，本地银行的总经理、商会首任主席，一个在儿子眼中乐于助人、充满善良感情的人。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吴经熊认为父亲的人格带领他见识了精神耶路撒冷世界。吴经熊的母亲有两位，一个是生他的小娘，一个是养他的大娘。小娘是吴经熊父亲的妾，因大娘无子而收入吴家。吴经熊是她第三个孩子，也是幼子。小娘早逝，吴经熊在大娘的宠爱中长大。

    谁能想得到呢?在多个领域有深刻造诣的吴经熊，他的婚姻在6岁时就已确定，并且所娶是大字不识的旧式女性。妻子和他一样都非基督徒，在传统中国家庭长大。两个人是父母媒妁之言，在成婚前从未谋面。妻子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但吴经熊认为本土自然宗教的氛围和传统妇道教给她良善的品质和丰富的生活常识。

    按照吴经熊的说法，他的生日很舒服地夹在道教(老子生日)与佛教(观音娘娘生日)之间，并且距离孔子的祭日也不远;他母亲的精神帮助她理解道家，父亲的精神帮助她理解儒家，中国三大宗教好像齐聚了来当他的精神奶妈。

    吴经熊的启蒙方式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他以日后基督徒的心灵反观幼时的阅读，用欢乐的、充满爱意的笔触描写这些体验。6岁时，他开始学习人生的第一本书:《二十四孝》。他一直记得第一课舜的故事，尤其是结尾的诗句“群象犁地，众鸟播种，继承尧位，孝动天地”，其中天意的基本原则既为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也为吴经熊所接受。给他影响最深的还有老莱子的故事，他觉得老莱子其实是西方某些基督教圣人的原型。他喜欢的另一部启蒙书是《诗经》。在哥哥们的诵读中，他被“木瓜诗”迷住了。此后这首诗在他心里萦回了四十多年。他认为这首诗体现了中国艺术的理想:海洋一般的印象，水晶一般的表达。还有，孔子给他留下了诚实、爱知和快乐的精神，孟子关于“天爵”(heav-enly nobility)、人爵(human nobili-ty)的看法和他的入教观念是多么相通!

    吴经熊怎么看待自己所出身的那个时代的文化呢?他对中国三教有如下论述:“在社会关系上，中国人是按照儒家学说为人处事的，同时得到了道家避世思想(Taoisticphilosophy)的平衡，但在他们内在的生活里追随的却是佛教思想。”(P132)这个神来之笔可谓见地高明。不过最终他认为是基督给了他善意，让他沉浸于旧传统，享受其氛围，使中国三教成为他的“天然嫁妆”和教师，把他带到基督那里，帮他找到信仰中的正义。

    从吴经熊的知识结构来说，他的传统教育已经开始受到西方影响。那时，古典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走进课堂。他清晰记得当他知道地球是圆形而不是龟背上的方块平地时的惊异之感，学到蝌蚪变青蛙、毛毛虫变蝴蝶让他“如临仙境”(P32)。他曾一度将兴趣转移到自然科学上，物理等课程总是名列榜首，甚至考入上海的浸会大学学习科学。但191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同学徐志摩邀他一起考入天津的北洋大学学习法律，从此他和法律结下了终生之缘。

    为了学校离家更近，1917年吴经熊转入上海的美国循道会主持的中国比较法学校(The 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英文名取为吴若望(John Wu)。这个学院除了法律科目外，还有宗教课程，院长亲为他们讲解《圣经》，吴若望深深爱上了它。就在这一年，他首次与基督有了接触，并在循道宗教会受洗。他的精神领域开辟了一个新的花园。

    1920年夏毕业后吴经熊赴美求学和从事研究工作。此间他的基督信仰一度淡化，他把自己当做一个自由思想家来读《圣经》。一方面是因为忙于工作，另一方面美国文化中的庸俗、拜金让他极度不适应，他不能说服自己:“这就是华盛顿、林肯和爱默生的美国吗?”(P52)不过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哲学家、大法官霍姆斯(O.W. Holmes)和政治学家拉斯基(H.J. Laski)等众多名家，尤其与前者成为忘年至交，他的法律研究也大为精进。

    在这期间，他辗转欧美数国，回国后在上海“中国比较法学校”任教。这个时期他的法律才能源源不断地喷涌，得到中外报刊的良好评价，作为一个法官大获成功。但这种成功使他不折不扣变成了一个花花公子———赴应酬、逛花楼，沉迷于算命，对妻子家人不满，甚至有娶妾之意，当然也有对国家和时局动荡的不满。虽然在他心中，法律始终是至高的偶像，但是这些似乎并不能使他安宁。总的来说，尽管吴经熊潜意识中一直具有一神论倾向，但是他似乎还是在泛神论中摇摆，即便是霍姆斯大法官的宇宙终极观也未能使他打消迷惑。

    在1930年代以后，吴经熊的精神世界还增添了一股新鲜气息。1935年他和温源宁、林语堂、全增嘏等同伴在上海愚园路创办《天下》月刊，给他的思想中增加了清新的开阔的人文主义基调。他甚至给当年出生的第十个孩子取名“启文”，意思是“文化的开始”。不过或许这对他来说只是精神领域的拓宽，算不得他向往中的深入精进。他在忙忙碌碌中享受快乐，也感知迷惘。

    吴经熊从幼年到壮年的种种生活阅历证明，一种丰富、宽松的环境才能给予他众多、深厚的积累，这种积累既是知识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同时教他更深入的沉思。他的体悟和追求都在增加。直到1937年，吴经熊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

    1937年8月，在日军进攻上海的时期，吴经熊读到了纽曼枢机(Cardinal Newman)文章里的话，平生第一次对公教教会产生兴趣，觉得自己的心灵被猛地拉进了一个毫无所知的领域，逼迫他将眼睛从外部世界的苦难转向灵魂深处的罪与不幸。他感受到一种狂喜，一种被基督接纳的狂喜，好像自己成为但丁的朝圣同路人，从地狱出发，经过炼狱，来到了天堂。当时他正因写作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而受威胁，因而暂避一位天主教徒朋友家里。在那里，他做出了成为一个公教徒的决定。此后的一系列经验，使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皈依受洗。

    在战争时期，如何处理日军的“盛情”、“善意”并非易事。1942年春他退避香港时，日本市政当局组织了一个由各行各业的“领袖”组成的“代委会”，如银行、法律、文化、教育等，其中吴经熊的名字赫然在列。面对这场“比战争本身还要大的灾难”，吴经熊一面感谢来人的好意，一面说，众所周知我是中国政府的一名官员，中日文化属于同一个文明，它们的基础都是“忠”，没有“忠”就谈不上文化和教育了(P227)。他用机智和渊博化解了这场危机，赢得了尊重。

    吴经熊事业中较有贡献的一部分是翻译《圣经》，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当时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促成的结果。战时的经济压力让吴经熊一度打算重操旧业，做法官赚钱。但是某一天蒋夫人宋美龄接见了他，提醒他曾经翻译过的某些篇章给蒋氏夫妇留下了好印象，他们都盼望有一个真正准确、可读的译本，表示愿意支持他翻译《圣经》。吴经熊起初拒绝了，他骄傲地说:“我是按《圣经》来活的，不是靠《圣经》而活的(I live by the Bible,but I do not live upon the Bible )。”多么勇敢又美妙的表达!但是机智的蒋夫人凭借对《圣经》的谙熟平息了他的怒气并说服了他。这样在此后一段时间，吴经熊靠着这份资助，度过了艰难的战时生活，也创作了一个优美的《圣经》译本。让我们欣赏他最喜欢的《圣咏集》中《良牧歌》一段:

    主乃我之牧。所需百无忧。令我草上憩。引我泽畔游。吾魂得复苏。(P247)

    还有他最喜欢的107首圣咏诗:

    浩浩其天。渊渊其渊。

    心感我主。仁泽绵绵。

    谁宜咏此。普天群贤。

    群贤伊何。主所矜全。

    蒙主救赎。脱身凶恶。

    自东自西。自南自北。

    祁祁众圣。无思不服。

    相聚而歌。抒其心曲。(P249)

    这平实流畅、颇具中国味道的译文，这足可当做歌曲来吟咏的诗句，今天读来仍能深深感动我们的心扉。吴经熊对中国经典和英文从幼年就同样钟爱，所以他的译文优美典雅，直指人心。或许如他所说，他是“用英文思想，却用中文感觉”(P33)，这种细微美妙的感受只有深深沉浸并穿梭于两种文化中的人才能体悟到。译本出版后“就像热狗一样畅销”(P260)，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吴经熊引发中国大众对《圣经》兴趣的愿望。

    《圣经》资助逐渐因战时物价紊乱而不敷家用，他并没有要求加薪。结果国币贬值到他的工资只是三轮车夫的三分之一!他们住进了好友林语堂称之为猪圈的破败不堪的小屋中，他也从朋友们玩笑尊称的“素王”变成了“补巴王”。但他乐此不疲，在漏雨中领受天堂之乐。因为译事他和蒋介石总统越来越熟，在他看来，蒋氏正在汲取越来越多的基督宗教精神，用红蓝铅笔在译稿上标了很多特别的标记，吴经熊尤其满意他在《马尔谷福音》里基督立下后世西方民主原则的基础那段做了标记。

    因为更重视灵性的历程，他对自己1933年加入立法院后“辉煌”的政事风云并没有详细叙述，仿佛它们都只是灵修道路上的小插曲。在他政事中他最满意的“公差”是出任梵蒂冈公使。这项任职遭到不少人反对。他的朋友反对他，觉得梵蒂冈不过像重庆北碚那么大，而吴经熊在立法机关已经做了好几年外事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未免显得轻了些。不了解他的朋友也反对，认为吴是一名天主教徒，在梵蒂冈与祖国之间或有倚轻倚重之虞。这些问题对于吴经熊都不存在。在他心里，如果能去梵蒂冈，他甚至愿意当秘书或副手而根本不在乎职位。至于一名天主教徒到底应该忠于哪方，他毫不犹豫地认为，天主教徒在公共服务中的首要义务就是要尽对祖国的义务，就是要忠于祖国。在这一点上，对上主的爱和对祖国的忠诚是统一的。所以最后，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位天主教徒代表一个非天主教国家的公使。他称自己的外交宗旨是“爱的外交”。

    成为天主教徒，是不是就失去了雄心呢?很多人这么觉得。但吴经熊认为恰恰相反，他觉得满足于可逝之物根本就不是雄心，包括法律，也不过是借以抵达真理的一个部分。我倒觉得，对生命有过沉潜思考的人，生和死之间原本的厚障会逐渐变得像纱像雾一般轻薄。这种轻薄不是为了让人看轻今生，而是为了使今生升华。吴经熊做到了，体悟到这一点的人也都做得到。就此而言，这本自传带给人的丰富感受和深刻启迪或许就在于此，同时我感兴趣的关于知识进益和心灵升华之关系也在这里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