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宝书与清末《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提要：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小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20世纪初，中国人自编中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如风起云涌。那时参加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学者绝大多数不懂得新史学理论，也不明白编写本国历史教科书的路数，成功者寥若晨星。其中，丁宝书编写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堪称佼佼者。

    丁宝书 (1866 —1936)，江苏无锡人，幼年随父读四书五经。光绪十九年(1893)参加乡试中副榜。这一年，他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经常与同邑吴稚晖、俞仲还畅谈新学。1894年，清末民初教育家侯鸿鉴在无锡北禅寺巷延请日本教师讲授理化，丁宝书时常去听课。甲午战争以后，他深感科举制度误国，遂将自己过去所作八股文章全部销毁。

    戊戌变法期间，丁宝书与吴稚晖、俞仲还等人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教师由俞仲还、丁宝书等同人十余位轮流担任。课程略仿日本寻常小学，分修身、读书、作文、习字、算术等科。教科书由教师们随编随教，令学生抄读，然后教师就本课内容设问题数条，让学生笔答，以“实地试验其合用与否”。历经五年，共成七编，每编包括50至80课不等，后经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审定配上插图，交文澜书局1902年石印出版。同年，廉南湖、俞仲还等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丁宝书任美术编辑，兼书局附设的文明小学教员。至1903年6月，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教科书有20多种。这是清末壬寅癸卯学制时期最完备的一套小学教科书，在中国近代课程教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套教科书中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丁宝书编著的。

    章节体编著首部中国通史

    从编纂体例上说，《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分两册，共七篇，每篇采用章节体，从古代讲到1899年俄国强行租借旅大、英国强行租借威海卫和法国强行租借广州湾。

    我们节选一段“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目录”，一窥本书的编写体例：

    中国之古代

    第一章 唐虞三代（共八节）

    太古 黃帝 唐虞 夏 殷 周之兴起 周之全盛 周室东迁

    第二章 春秋战国（共八节）

    春秋五霸 齐桓宋襄 晋秦楚之霸业 吴越之争 战国之雄 人才辈出 合纵连衡 秦之一统

    不难看出，《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依时间顺序讲述，按篇、章、节编排，分篇综论，因事设题，既分门别类又综合贯通，具有容量大，系统性强，结构清晰，易于检录的特点，属于典型的章节体中国通史著作。今天看来，这种编写方式显得平常，可在清末传统史学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仍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采用章节体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很是难得。

    在一些编排细节上，该书也有不少创新处，如插图、地图的运用。《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配有插图49幅，其中人物图，如治洪水之夏禹、改郡县之秦始皇等26幅；文物图，如晋王羲之奉桔帖、吴道子之真迹、奉天太祖等7幅；历史地图，如春秋战国时代、隋统一时代等16幅。

    此外，《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还附有中西历法对照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丁宝书在该书《编辑大意》中说：“中历年代，或一帝一易，或一帝数易。纪元分年，奇零错杂，欲计其前后距离之数，即成人亦易致恍惚。兹於后页附大事年表，用中西合历，庶前后距数若干，一检便得。” 这种中西合历的历史大事年表在当时也属首创。

    以进化论为编写指导思想

    晚清是传统史学延续与近代史学萌生的时期。丁宝书在《编辑大意》中说：“历史者，叙过去进化之现象，为未来进化之引缐，非仅纪三千年之事实已也。”这表明作者摈弃了传统史学记一朝一姓兴亡，专为帝王作家谱的指导思想，接受了近代史学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的原则。

    传统史学只有朝代的区分，没有时代区分。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说：“中国二十四史，以一朝为一史。即如通鉴，号称通史，然其区分时代，以周纪秦纪汉纪等名，是由中国前辈之脑识，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也。”他主张“就其事变之著大而有影响于社会者”，作为历史分期断限的依据，将中国史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亁隆之末年”；“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

    丁宝书编写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分七篇叙述中国历史，尽管没有使用“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的名称，但在时代划分上与梁启超是接近的。第一篇“中国之古代”与梁启超的“上世史”相当；第二篇至第六篇叙述秦汉至元明的历史是中央集权制度日趋完善、君主专制政体不断强化的时代，与梁启超的“中世史”大体相当；第七篇“明季及我大清之开国”就是梁启超所谓的“近世史”；所不同者，梁启超将清朝前的历史期归于中世史，而丁宝书将整个清朝的历史都纳入“近世史”，本朝人写本朝史，这样区分时代也不是没有道理。

    梁启超以秦的统一作为划分上世史与中世史的重大事变，丁宝书也是将秦的统一作为划分中国历史时代的标志。《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篇“中国之古代”叙述从太古无君主时代到其后出现酋长，黃帝征服诸部落，开疆拓土，由酋长而渐变为君主之局。黃帝之后，尧、舜实行禅让，至夏禹始定君主世袭制度。周武王大封同姓功臣，定封建制度。第二篇“秦汉三国时代”，叙述秦王政既一统天下，因封建之弊，改行郡县制度。从此君主之威权达于极点，三代之治法，荡灭无遗矣。以此表明中国历史的进化。

    多角度展示历史原貌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说：“德国哲学家埃猛埒济氏曰：人间之发达凡有五种相。一曰智力(理学及智识之进步皆归此门)，二曰产业，三日美术(凡高等技术之进步皆归此门)，四曰宗教，五曰政治。凡作史读史者，于此五端，忽一不可焉。中国史以一书而备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见。即专详一端者，亦几无之。所陈陈相因者，惟第五项之政治也。然所谓政治史，又实为纪一姓之势力圈，不足以为政治之真相。故今者欲著中国史非惟无成书可沿袭，即搜求材料于古籍之中，亦复片鳞残甲，大不易易。”这里，梁启超对于中国传统史书一味注重政治史（而且还是一家一姓的帝王史）给予了批判，因为真实的人类历史是多维度、多层次发展。

    《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虽然篇幅简短，但是内容丰富，包括“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五端，这跟梁启超建设新史学的号召相应。书中叙述孔子和儒学、老庄诸家学之短长、宋代道学、明代阳明之学，这些内容都归于“智力”门。叙述春秋时期齐国管仲使民殖财货，取东海鱼盐、两汉与大秦海陆两途的商贸交通、南北朝商业工艺的进步，这些内容都归于“产业”门。叙述东晋王羲之书法，妙绝千古、唐代画家李思训和吴道子皆善山水、宋代画家李公麟及徽宗，这些内容都归于“美术”门。叙述汉明帝求佛教、道教之由来、唐代景教传至长安，这些内容都归于“宗教”门。叙述商鞅变法、秦始皇废封建，置郡县、汉武帝征讨匈奴、安史之乱、王安石变法、靖难之役和永乐之治、三藩之乱及台湾之镇定、尼布楚条约等，这些内容都归于“政治”门。在清末注重政治史的传统史书仍然占据主流的情况下，《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内容让人们感到新鲜。

    充满经世救国时代精神

    20世纪初，梁启超寄希望于史教救国。他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所欲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编纂新式史书，振奋国民精神，培养博通时务、讲求实用、省悟强弱兴亡之故的人才，以救国强国，成为当时进步史学家的共识，体现了近代史学强烈经世的时代精神。

    丁宝书编写《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无论是在内容选择上，还是体例设计上，都贯彻了史教救国的宗旨。他在《编辑大意》中说：“是编以进文化改良社会为主，凡於世界有影响者，均再三注意，并绘圣哲仪容，使印入儿童脑髓，为他年步趋之目的。”“是编自春秋战国，迄最近形势，各附地图，详细指示，以识古来并合之由，以起近今丧亡之痛。长学识、雪国耻，是在吾党。”“是编以卫种族、张国威为主。凡遇有卫我同种，力捍外侮者必称道勿衰，以壮我幼年之气。”“是编以交通世界互換知识为主。我祖国数千年以来，能具此手段者，必扬搉陈之，庶儿童不为执锁国主义者所惑。”“是编以发达实业教育为主。凡遇前代有崇工艺以致富强者，无不濡笔详载，庶儿童知实业之宝贵。” 考察全书，编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尽管《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结构简单，内容浅显，但它率先构建出新式中国通史基本框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最初突破口。作为中国人采用章节体编写的第一部中国通史，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另外，小学生用书负有启蒙意义，一部好的蒙学历史教科书能够给小学生奠定良好的历史知识根基，使其受用终生。据说《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刊印了四十余版，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多地发行，大约使用了十年左右，到民国元年还作为初等小学堂学生用书。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始虽简，但也绝不可忽视。中国史学史理应给丁宝书及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一定的地位。

    （本文作者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