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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能只是社会的旁观者和记录者，更应该是文明进步的推动者。30年来，何建明创作了《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国家行动》、《部长与国家》等60多部报告文学作品，每一部都掷地有声，产生了具大的社会影响:《落泪是金》一书当年曾获得社会对贫困大学生的直接资助额至少超过3000万元，引起了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2012年《三牛风波》的完成，为甘肃引来企业家们十亿元的投资。
一支笔，可能改变一个群体甚至一个阶层的命运。
何建明说，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真实地记录社会发展过程中与人民群众生活和命运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为人民代言，关注弱势群代，塑造时代英雄，抓住最能反映人心的事件和时代的闪光点。《江边中国》就是他保持了三十多年一贯的“冲锋的战士”的姿态，写下的最新力作。“我写了几十部作品，往往是记录别人，实际上这部作品也在记录我的内心情感变化，包含了我对家园的重新认识和对父辈的感情。”
“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可以当将军、当司令，但真要他当一名战士或一个班长，也未必就能当得好。”从部队里走出来的何建明，用了一个妥贴的比喻:相比之下，永联村支部书记吴栋材把这个战士和班长的角色当得极其出色并且创造一个崭新的“中国版本”。何建明说，这就是他为什么要下些工夫创作《江边中国》，并期待中国各级干部与全世界所有对中国感兴趣的人阅读此书的原因所在。他想借《江边中国》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江边中国是什么?是永联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是中国人民创造自己历史的精神形象，也是中国展示给全世界的形象。”
读书报:《江边中国》仍然是一部“主旋律”作品，有评论称这部作品与《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我的天堂》是“苏南书写”三部曲。您怎么看?
何建明:“苏南书写”大概是评论家的定位。《江边中国》想表达三层含义:一是西方人怎么看中国。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崛起很困惑，不理解中国近三十年发展为何如此之快，他们有误解有歧视。我要用自己的作品，用长江边永联人实实在在的奋斗，证明这些歧视的错误，解读中国的崛起。二是自己人怎么看农村发展，吴栋材所在的永联村是苏州地区最差的村子，底子薄、历史短，但是建设速度最快，在自己的土地上实现了城市化。这才是我们中国发展的真正典型。三是群众路线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吴栋材的群众基础非常好，他不是永联村的人，但他方方面面都为永联村人考虑到了，并且参照西方议会的方式创造性设置了村民议会，实现了中国农村的城市化进程。
读书报: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总能引起更大的反响。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非虚构作品《生死十日谈》和《中国在梁庄》等反响很大，但是总有一种悲伤和绝望的情绪弥漫在作品中，弥漫在每一个阅读者的心中。
何建明:作家的细腻是作品富有感染力的原因之一，这部分作品更容易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但是纪实作品存在很大的问题，作者的自我表白和自我叙述，总是存在虚构的成份，用小说家的情绪虚构出来的表达，在纪实文学中是很麻烦的事情，虽然会获得短期的称赞，但是会对作品造成伤害。
读书报:同样的题材，也许正面的歌颂远不如批判更有力量、更有影响，您认同吗?
何建明: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自己的作品还比较硬气，可是再硬气不如写批判性的作品留在文坛的影响更大。文学是需要引领的，很多写作者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对人民的理解是浅层的，对国家的主流视而不见，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负面问题无限放大。只看到高速公路穿过村庄带来的破坏，没有看到交通便利带给几代农民梦想的实现;只看到癌症村，没有看到华西村、永联村。中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写负面的作品太容易了，这也导致一些文学作品传达中国落后的声音，甚至文学评论也在这样引导。当然，适度的批判不是不要写，但是不能以为那些是中国的主流。我们更应该想到怎么传达正面的声音，因为写的不够多、不够好，引领、提倡的不够，正面作品的影响力还没能完全传播出去。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现实的问题:《根本利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人们对《中国农民调查》记得更清楚。
有人认为何建明是共产党的“吹鼓手”，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内心想什么!我们承担着一个时代的写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再看不到村庄可以建设得这么美好，再不证明中国的希望，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何以实现?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型期，新事物与旧体制、旧观念之间的矛盾与交锋，十分激烈，局部与全局之间的冲突也很凸显，作家要把握大局显得越来越重要，不要把个人的狭隘心态凌驾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上，那样会很糟糕。文学作品在圈子里的价值和实际生活中产生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虽然批判性的作品冲击力、震撼力都很大，但是读者看过会对我们的价值观产生怀疑。所以需要经常考虑，我们的立场、方向对不对，功力花得够不够?文学作品能否真正起到应有的效果?这是文学创作的立场。
读书报:从20世纪70年代末
开始写作，近40年来的写作，在成为“获奖专业户”的同时，您还是全国“劳模”队伍中唯一的一位作家。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和误解，这些会对您有影响吗?
何建明:有时候会感慨:真写的不如不写的，实干的不如说空话的。作为写作者，我一直无法摆脱内心的痛苦和孤独。我坚守内心的同时，偶尔也会觉得无助，我在呕心沥血地写作，可是并不见得被理解。从普通作家写到劳动模范，回头一看，似乎我什么都没有。这条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到底以什么方式走?怎么看问题所在?我在问自己，也在问文学。吴仁宝、吴栋材他们难道不是中国的主流、不是党的希望、不是核心价值的方向?我们还要不要倡导这样有希望、有力量的方向?我很痛苦，可我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读书报:《江边中国》中有大量的分析和议论。比如谈到“毛泽东时代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农村干部十分了得，他们的信仰和意志值得我们有关部门和组织系统认真地研究总结:吴栋材、吴仁宝和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人的革命意志和对党的忠诚程度，以及他们心目中坚定不移地让乡亲‘过好日子’的追求，为什么那么强烈?”信仰和意志，是您在《忠诚与背叛》、《三牛风波》等作品就表达的主题。为什么会在不同的作品中如此一致地传达同一种信念?
何建明:《三牛风波》中清华大学毕业生焦三牛到西部最艰苦的地方去当县官，甘肃省委、武威市政府，热心于吸引、扶持、培养内地的优秀人才，怀有一种求贤若渴的心态，却在网上引起很大的非议，这是值得重视和警醒的。当人们对执政党、对社会上正面的东西总是存在质疑的时候，社会核心价值观在哪里?对执政党的信任程度有多少?写作《忠诚与背叛》，也有这样的拷问:和平时期，我们党内的党员同志仍然存在着“忠诚”与“背叛”的现实考验。世界上每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新的动荡，面对严峻的考验，8000多万共产党员能否对党忠诚，能否不背叛革命事业，能否把国家引向更加辉煌的历史高度?
我感到社会中有一种不满的情绪，不明真相的群众可能会被迷惑，攻击和误会越来越多。我感到悲哀，也在思考，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报告文学家，我想告诉社会:我们党是值得信任和热爱的。这个民族之所以今天能够发展得那么快，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和共产党人的骨气和精神，是任何一种力量都无法毁灭、也是不可战胜的。文学如何表现中国当代?我坚定地写，一定要让读者充分认识中国社会的主流。《江边中国》中的吴栋材带给社会的是进步，是中国梦的标本和楷模。如果文学作品只描写凄惨的钉子户，只看到腐败现象，只关注城市建设中被淹没的村庄，看不到改革发展带来的变化和进步，中国社会就看不到希望。
(本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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