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实：“可以走了”

    图1说明：2013年7月28日，竹内实逝世前两天与作者见面

    图2说明：童年时在山东张店

    提要：

    竹内实对中国的依恋是与生俱来的。他把出生地山东省张店称为“第一故乡”，18岁回国读书之前中国风土人情的熏陶刻骨铭心。加上他的中国普通话说得少有的地道，这使他回日本以后一直因出生于“外地”被另眼相看。

    有日本学者总结，“竹内中国学”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他对现代中国不仅怀有跟踪报道的新闻热情，重要的是结合中国传统，使现代中国在日本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二是除了借助于文献思考之外，更热衷亲自观察和亲身体验当今中国，一生为促进日中友好，在两国之间奔波且乐此不疲。

    最后一次见面

    因为第二天要去日本关西机场飞回北京，7月30日晚上我在京都的住处睡得较早。次日清晨起来，睡眼朦胧地打开手机，发现一条当地一位中国朋友在前夜10点45分发来的短信：“竹内实先生已经走了，……”自己好像还没有完全睡醒，觉得仍在恶梦中似的，可看时针又分明指在早晨6点。推测发短信的人可能还没起床，不好立即打电话核实信的真假，心绪纷乱中按下了四个字回复对方：“难以置信。”

    迫不及待地等到将近9点，我惴惴地拨通了那位朋友的电话，听到他伤感地确认，昨晚发来的短信真实无疑，接着讲述了竹内实先生逝世的细节。自己倾听着，禁不住悲从中来，不知道再说什么是好。

    我这次到京都半个月，是为《竹内实传——为了日中两国相互理解》一书定稿最终核实一些资料，当然也期盼着能够再见竹内实先生一面。书稿是早寄到他家里的，还附信希望先生能够看一遍书稿，以便纠正其中的舛错或不确切之处。到临去京都前又打去电话，接电话的是夫人容子女士。她回答说，竹内先生因年迈身体状况很不好，虽然没有病重住院，但在家已不再会见客人。我理解日本人的委婉表达方式，在电话中没有直接提出去后想登门拜访的要求，只是私下心里盘算着“车到山前必有路”，想到时再酌情见机行事。

    到京都以后，除了由几位日本教授联络、介绍，穿插去多家大学图书馆查阅书刊，顺便也向他们打听过竹内实先生的状况。而他们无一不说，已有一年多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可见他确实不再见朋友了。情急无奈，只好接二连三地试探向竹内实先生家打电话，却总是无人接听。一时间自己竟禁不住狐疑地胡乱猜测起来：究竟是家人去医院照顾病重的先生，还是看到我的手机号码躲避着不接电话？后来，倒是一位与他家关系密切的中国朋友指点说，竹内实先生近来多长睡，直到夫人将近中午出外购物回来做饭才醒来，不妨选在午饭前后打电话试试。然而，我按照此建议尝试了几次，还是不行。如此直等到临回北京前几天，自己已有些灰心丧气，估计此行空怀希望，也许果真无法再见竹内实先生一面了。但出乎意料的是，当7月27日下午四、五点钟，我最后一次拨他家的电话，打算再无人接听便放弃拜会的念头抱憾回国时，却意外地再次听到容子夫人的声音，更难以置信是，她竟然说，竹内先生现在电话机旁，他要和您讲话。

    这让我喜出望外，又有些不知所措。而那边竹内先生显然已经知道我正在京都，第一句话就径直地问：“你什么时候来？”似乎很急于要我去他家。我当时有点犹豫，回说：“今天晚了点，明天去拜访您什么时候合适？”他当即敏捷地回答：“明天下午两点来罢。”

    我放下电话，惊喜地把消息告诉了那位在京都的中国朋友。他同样大喜过望，约定次日下午同我一起去竹内实先生在京都市东北方地名为高野的住宅。

    第二天，我们准时进了竹内实先生家，他坐在桌子边正等我们。与我最后一次陪先生到中国，也就是2008年夏去井冈山参加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时相比，他无疑显得苍老。除腿脚已不太灵便，脸上还多了些将要脱落的皮屑。不过，神志还很清醒，目光称得上炯炯。我祝贺他说：“您刚刚过了九十大寿。”他点头笑着回答：“是。”我又问：“您看过我为您写的传记么？”他脸上现出以前常见的轻松俏皮的神情，说：“你写得太细了！”我解释道：“我担心有些事实搞错了。”

    不知道因为久不见外人还是血气尚足，他的脸色红润润的，不时眼神转向我，心领神会地相视一笑，显然十分兴奋，很是满足的样子。这样交谈了十分钟左右，他突然冒出一句话来：“可以走了。”那位与我同去并伺机给我们拍了几枚照片的中国朋友听到他这句话，急忙拦住我还想多提几个问题的话头，提醒说：“先生已经送客了。”便和夫人一起扶起竹内实先生，慢慢走向了另一间屋子。他们都看出先生有点累，惟有我，还在琢磨再提几个问题，竟忘记说句告别的言语，便匆匆离开了。

    对中国的依恋与生俱来

    回忆当时情景，我事后揣摩，越来越觉得竹内实先生最后送别我们时说的那句“可以走了”，固然有觉得自己体弱疲劳，想送我们走的意思，可又未必那么简单。听那语气看那神情品味那语意，既像送客，也像在自言自语。比如，他从小体衰多病，如今能年过九旬，称得上意外长寿，可以心满意足地走了；再是终生笔耕不辍，给日中两国民众和学术界留下的著述已不算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走；或者还有最终会见的朋友竟是魂牵梦绕的中国人，称得上如愿以偿之类意思。总之，他仿佛身后已没有什么未竟的憾事，足以放心地离开这个世界了。

    竹内实先生曾在回忆文章里讲述，自己小小年纪便因脊椎有病在胸上打了石膏。当日本军队进犯自己的出生地山东省，气得中国小孩向他投掷石块表示愤恨时，自己却被他们听到石头“咚”地砸在胸前石膏上吓得跑散的样子逗乐了。而到日本战败后，受当时社会风气的裹挟，他也曾随日本文化人大饮洋酒威士忌，为此伤了心脏，中年后坚持戒酒服药。如今他能够高寿离世，无疑得益于日本人饮食多生鲜而少油少盐的健康生活习惯。

    至于竹内实先生一生留下的字数堪称惊人的介绍与研究中国的著述，不仅在战后日本舆论界、学术界首屈一指，近年来喜欢阅读他的文字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他完全有资格满怀自信或感到自慰。竹内实早在1992年荣获福冈亚洲文化奖前，已被日本学术界称为“研究现代中国第一人”。到1999年底，日本政府又因“竹内中国学”的巨大影响与其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的功绩，授予竹内实“勋三等旭日中绶章”。我在上世纪90年代向中国翻译与介绍竹内实学术成果的同时，开始搜集和编排《竹内实著译年表》。据至今仍不完全的统计，竹内实一生共出版关于中国的论著、译著约50种上下，几乎每月都在报刊上刊登三四篇文章，总数超过千篇以上。我编译的十卷中文本《竹内实文集》共300万字，仅约占其全部著述字数三分之一。正如有日本学者总结的，“竹内中国学”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他对现代中国不仅怀有跟踪报道的新闻热情，重要的是结合中国传统，使现代中国在日本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二是除了借助于文献思考之外，更热衷亲自观察和亲身体验当今中国，一生为促进日中友好，在两国之间奔波且乐此不疲。

    竹内实对中国的依恋是与生俱来的。他把出生地山东省张店称为“第一故乡”，18岁回国读书之前中国风土人情的熏陶刻骨铭心。加上他的中国普通话说得少有的地道，这使他回日本以后一直因出生于“外地”被另眼相看，心理曾蒙有阴影。直到前些年，我还不止一次听日本有研究中国的学者朋友质疑，竹内实的父母果真是日本人么？我总是郑重告诉他们，竹内实父母都是来自日本爱知县的普通农民，当初为谋生在山东的铁路小站经营旅馆。或许因为出身于平民，竹内实自幼所见、所听、所知，大都是身边中国农村的真情实景。他后来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不可能像战后一般日本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那样，只从书本文献上讨生活。竹内实与中国称得上血肉相连并心灵所系。为此，他对中国的所有消息都兴致盎然，对每一位中国人都像“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样倍感亲切。正因为如此，竹内实评价中国事情也从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像他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恨铁不成钢”的众多逆耳忠言，大都已被证明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真知卓见。已在中国面世的《竹内实文集》第六卷《文化大革命观察》，至今堪称同期海外中国研究家难得的尖锐文笔，足资中国学术界参考与借鉴。

    因此，在这些年向中国译介竹内实及其学术成果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无论着眼竹内实的曲折生活经历还是汇总其丰满的学术成就，中国人于情于理都责无旁贷地应该为先生著文立传才对。何况如今中国人对竹内实的了解之全面与认识之深刻，已不逊于日本。中国学术界有必要也有资格与能力尝试为这位出生、成长于中国并终生以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作传，这应视为中国人借助海外中国学的桥梁，涉足并深入“跨文化”即国际文化关系课题的“份内”之事。我曾在《竹内实传》初稿《后记》中表述过如下自信：“实际上，由中国人为竹内实作传，也有比日本人有利的条件，如既容易核对他在中国的经历与感受是否真切，也便于品评他描述、评论的中国事情是否属实。而他对中国社会变迁、历史传统等种种与中国人不尽相同的某些理解角度，特别是当时那些有点逆耳却经得起历史验证的真知卓见和大胆议论，则使中国人渐生亲切甚至钦佩之意。”尽管这种试笔难免失实或不当之处，但由于感佩以及回报竹内实先生一生对中国的真情、实感与卓识，我仍不避越俎代庖之嫌而尽力兑现这一夙愿。传记初稿完成后，我首先寄给竹内实先生过目征求意见，本意也是为此。值得庆幸的是，传主生前粗看过初稿，我权将他说“写得太细”的“抱怨”当作竹内实式的幽默“戏言”，还想把此传记修改得更准确、深入一些，以求日本和中国学界人士或民众大体都能首肯和接受。

    反思新时代中日关系

    在电话里听那位中国朋友转述竹内实先生家属的意见，主要由亲人料理先生的后事，不准备接受朋友的吊唁，我只好按计划在关西机场登上返回北京的航班。呆呆地看到飞机离开了地面，心里五味杂陈，既有些满足又觉沮丧。稍感满足的是此行也算不虚，不仅为《竹内实传》定稿搜集与补充了一些必要的资料，更难得能如愿以偿最终拜会竹内实先生，并为他留下了最后几枚照片。这些似乎都是他特意留给“中国乡亲”的“专利”或“遗产”。然而，内心又确实难掩沮丧之情，也许从此我不会再来京都了。竹内实先生已先我们而去，人们无法倾听他讲述那近于传奇的生命经历，还有他对中日两国关系丰富多彩的话题。而如果着眼于更内在的意义，竹内实先生似乎带走了一个我们曾经熟悉的时代。在他身后到来的新时代，中日关系前景也许将吉凶未卜。

    竹内实先生在战后全力开创与投身的“竹内中国学”即日本现代中国研究，总体上伴随着中国从混乱、衰败、屈辱转向统一、复兴、自信的历史进程。他曾自喻终生绕有兴味地站在东海岛屿的“观众席”上，翘首观赏着对岸舞台上演出的“时代大戏”。竹内实以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独特感受和理解，始终引领着日本民众连同学术界跟踪中国前进的脚步，调整看待中国的角度，特别在对世局动向的解释和展望上不同凡响。当日本人面对新中国前十几年欣欣向荣的景象不自觉戴上“玫瑰色”眼镜时，竹内实同时察觉到了中国“思想斗争”苗头的堪忧甚至可怖；在文化大革命博得众多日本文化人和学生喝彩时，他则不怕孤立地驳斥毛泽东的“造反”号召；到改革开放引发日本某些“洁癖”人士种种质疑时，他又力倡“博杂”比“纯粹”的生机与可贵，等等。更不必说竹内实《毛泽东的诗词与人生》一书至今被海外中国研究界尊为绝无仅有的“内行”阐释，以及他主编的两套共20卷《毛泽东集》目前仍是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著作最齐全的汇总，连中国学术界也应自愧弗如。竹内实先生的这些业绩，逐渐扭转了日本乃至各国民众对中国的不屑、怀疑甚至偏见，让世界对中国复兴的必然趋势逐渐变得心平气和、容忍甚至变为欣赏。翻看译为中文的10卷《竹内实文集》，不难理解与尊重作者生前曾对中国驻日本外交人员坦诚而又幽默的表态：他们并非“中国共产党京都支部”，而是中国人的“乡亲”和“诤友”。

    竹内实先生晚年不止一次觉察和表示过困惑，说自己没有来得及想清楚，当中国在经济、军事总量已经超过并将在科技、文化实力最终领先日本之后，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眼光与心态？在新的时代里，面对终将或已经成为“大国”、“强国”的中国，日本研究者势必心怀嫉妒，还是不得不谄媚与膜拜，如同战后日本政治对待美国一样？这意味着，竹内实先生已将提醒日本人反思并展望未来新时代日中关系的责任，留给了下一代日本学者。

    依竹内实先生对日本国民性传统的真知卓见，他如此语重心长的提醒无疑是“言之切”基于“爱之深”。而作为竹内实的中国“乡亲”，我们也可以换位思考，思考在新的世界格局里，中国学者和学术界是否还可以像以前那样的心态与口气研究与评论日本？是否也有必要适时调整与修正自身的学术立场和思路？

    就此来说，中国与日本两国学术界共同肩负有责任，应该在竹内实先生身后促其精神再生，业绩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