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制缘何失败再思考

    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是中国人熟悉的人物。当他在中国学术旅行时，不时有大学教师、市长和企业经理们诚恭地对他说:“我是您的学生”。(《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第333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中国的经济学界对他更为熟知，他的主要作品皆被译为中文，其中《短缺经济学》一书更是被争相阅读，产生了巨大影响。原因何在?

    科尔奈长期在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从事研究和教学，有大量机会移民国外，但始终保有匈牙利国籍。他为何没有放弃匈牙利国籍呢?爱国主义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考量是理论研究的客观需要。他的终生志业是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后社会主义转型，西方国家也有很多人从事这一工作。但是，生于斯长于斯和身临其境的观察感悟，则无人能与之相比。(第316B319页)如此“不识时务”的选择让他付出了代价。这样的代价付出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1950年代，由于参加纳吉领导的改革而险些被捕，一再被审讯，最终被开除出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到1960年代，周围的生活环境已是危机四伏，与人谈话的屋里装有窃听器，电话被窃听，到国外从事学术交流，总有人跟踪。到1980年代中期，这样的状况没有丝毫改变，“1985年我在纽约演讲时，就有秘密警察的线人就此写过报告”。(第174页)这种做法是常态而非个例，据科尔奈称，“告密者中，也有5B10位曾经是我的好朋友”。(第169页)可想而知，如此险恶的生存环境会不时让人心惊肉跳。令人称奇者，科尔奈处乱不惊，处惊不乱，孜孜逐求的，总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后社会主义转轨。

    科尔奈从刚跨入学术研究领域的1956年开始以批判的态度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问题，到2005年完成《思想的力量》一书，其间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三部有代表性著作串起了这一漫长过程:1950年代的《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1970年代的《短缺经济学》和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体制》。世界名家评价后一部著作时说，“这是一部真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大师级的作品”。(第349页)科尔奈的学术成就体现于对计划经济体制批判的三个层面上。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结果是经济短缺，相信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过的中国人会刻骨铭心地知道，短缺到底意味着什么。科尔奈对这一点的概括是:“短缺经济表明，所有经济领域都广泛且长期地存在极度的短缺。……长期短缺成为制度常态，而不是偶然事件。”(第244页)短缺作为常态性的客观事实，是人的行为的结果。结果背后的原因何在?最根本的原因是生产无效率。无效率的原因同样客观存在，如生产企业缺乏动力，没有自主权，看似刚性的生产计划并无真正的权威性，把企业搞得一团糟可以不负责任。(第84B85页)无效率的企业行为确实是短缺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但企业行为无效率的原因又是什么?科尔奈的过人之处在于发现和指明:“没有人想要短缺，但短缺还是存在……短缺并非任何人的自由意志，它是制度本身的创造。”(第245页)正是计划经济体制以软预算约束的形式，“将初始盈利企业的大部分利润抽走，输送到初始亏损企业。盈利多的企业受到惩罚，亏损企业受到不正当的奖励”。(第245页)可想而知，这样的经济体制导致自身的终结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它以对抗经济规律为职守，为常规。

    科尔奈对计划经济体制终归失败的原因进行层层递进的分析，得到的理论结果令人叹服。叹服之余仍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会以对抗经济规律为职守、为常规?只要我们对这一体制进行线性分析，其中更根本的哲学性原因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从时间流程的角度看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由三个环节组成:计划的制定、计划的执行和计划的结果。结果的常态性经济短缺源自计划执行的无效率，无效率的原因在于体制性的奖懒罚勤。奖懒罚勤的原因何在?是计划执行过程中的人们有意为之?是计划执行的监督者有特殊偏好?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把关注的焦点不是放在计划执行和结果环节而是放在计划的制定环节上，问题会迎刃而解。

    以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为例，像计划经济体制允诺的那样，要让如此庞大的人口都过上富足、舒适、幸福的生活，经济生活的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必须合情合理，起码是不能出问题。用计划经济体制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制定计划。面对如此复杂和瞬息万变的客观情势，肩负如此重要的“合情合理”任务，计划制定者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即制定出合情合理的计划?客观性要求是计划制定者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第一，计划者获取、筛选和理解信息的能力是无限的。

    第二，与被计划者经济生活直接相关的所有信息如13亿人口的相关信息是完整的且都为计划制定者所知悉。第三，计划制定者在制定计划时必然要涉及利益性分配，所以他或她分配利益时必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即是道德完人或说是圣人。

    面对上述三个客观性要求，计划制定者或许自以为在制定计划时满足上述条件并非难事，起码，经过努力便可以做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第一个条件说，数以万计的企业生产决策和数以亿计的人的消费选择已经是天文数字级的信息群，如果再加上动态的信息改变、信息增加、信息减少、信息重叠和信息交错，作为平常人而非神的计划制定者已无能力正确且准确地收集、筛选和加工如此巨量的信息。就第二个条件说，情况类同第一个条件。别说13亿人一个季度、一年或五年的经济生活需要，就是一个人的一个季度、一年或五年的经济生活需要，既无法准确地知悉，也无法准确地计划。在准确的意义上说，我们自己或许知道一天甚至一周的经济生活需要，但要说一年或五年的经济生活需要，只能估算个大概，准确无法达到。由此看来，巨量且瞬息万变的信息使计划制定者无法准确地为满足每一个人的经济生活需要而计划，必然的结果是在信息不完整的条件下猜测性地制定计划。

    就第三个条件说，计划制定者并非天外来客，他或她与我们一样，都是秉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的平常人。计划制定者在制定计划时非公性因素不发挥作用吗?做到这一点者只有神。问题在于，现实经济生活中只存在人，不存在神。以出生地、老同学、老同事、老上级和老服友等形式牵挂进来的非公因素一旦发挥作用，计划制定得不合情合理是必然出现的结果。

    由以上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计划经济体制要达到预期效果，计划制定环节需要特定条件，这样的条件只有创造世界的神才能具备。无法改变的事实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计划者是人不是神，这说明，他或她并不完全具备制定经济计划的条件。这样的矛盾确实是理论矛盾，但更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矛盾。矛盾强劲有力且无法解决。科尔奈研究成果揭示出来的现象，如经济短缺、无效率和软预算约束等，常态性出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种事情的日积月累，经年发酵，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同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现实比人强，经济规律会通过现实经济生活教训和校正违背常识的行为，哲学同样会通过现实经济生活教训校正违背常识的行为。要计划先得满足计划制定的条件，这便是哲学性的常识。哲学性常识是软性存在，但它的威力惊人无比。有意或无意地与哲学性常识较劲儿，结果会是自讨苦吃，说不定会招来灾难。（宫敬才 本报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