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贝多文法曲”

    今年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1868—1940)诞辰145周年。蔡元培毕生倡导美育，是贝多芬音乐的爱好者和弘扬者，曾于1929年3月22日作《贝多文(B““ιh°““″，1770—1827)》七绝四首(贝多文，通译为贝多芬)咏赞这位音乐巨人。蔡元培四首《贝多文》及诗后注释，内涵十分丰富，既颂扬了贝多芬的音乐成就、精神品格，从中也可一窥蔡元培的音乐观、艺术观和美学观，是研究贝多芬音乐在中国传播和蔡元培思想的重要史料。

    “我爱贝多文法曲”

    “吾邦音乐太单平，西友初闻顿失惊。我爱贝多文法曲，包含理想极深闳。”(《贝多文》之一)

    蔡元培认为“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和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他对中外音乐颇有研究，亦把音乐教育作为重要美育实践。他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时主张各级学校设立“唱歌”课，执掌北京大学时任北大音乐研究会会长并创办《音乐杂志》，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又创办了国立音乐院(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蔡元培对当时中西音乐的评价，以及对贝多芬音乐的推崇之情。

    据蔡元培《自写年谱》记载，1907年至1911年游学德国期间，他“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曾学钢琴，亦曾习提琴”。在该诗注释里，蔡元培讲道，德国柏林大学有一次举行中外学生聚会，中国留学生贝季美等“以音乐娱之”，他因在莱比锡而未参与，后来问当时在场的顾梦渔:“德国人对中国音乐如何评判?”顾梦渔直率地说，德国朋友觉得“可惊的单纯”。蔡元培云“吾邦音乐太单平，西友初闻顿失惊”，说的就是这个事。

    蔡元培在诗后注释中阐释了中国音乐之所以“单平”的原因。他认为，一个重要因素是:“皆由单音构成，音波抑扬，相去不远，以五线谱写之自见。”这个观点颇有道理。因为西方音乐是“七音”———do、re、mi、fa、so、la、si。中国传统音乐是“五音”———宫、商、角、徵、羽，翻译成西方音乐，相当于do、re、mi、so、la，少了fa、si。中国的“五音”都是“全音”，也就是蔡元培说的“单音”，这些音符非常平稳，会让人心静下来。“五音”里缺少而“七音”里包含的f“、“i叫“半音”，乐曲里的f“与“i越多，音乐节奏变化就越多，所表达的情感便越丰富。中国古代音乐中虽也有变徵、变宫这两个偏音，相当于f“、“i，变成“七音”，但因技巧要求高，使用比较少，实际效果也不如纯粹的“七音”来得好。

    鉴于这个乐理，蔡元培认为中国音乐“寓以繁深之理想者，竟不可得”。这里的“理想”，指乐曲所包含的思想情感。他认为西洋音乐“高者多含有理想”，“贝氏之音乐，其著者也”，故其云:“我爱贝多文法曲，包含理想极深闳”。“法曲”原指中国隋唐宫廷燕乐的一种重要形式，因其用于佛教法会而得名，一般由散序、歌头、排遍、入破四个曲段构成，是唐代歌舞音乐达到高峰的象征，堪称中国古代音乐集大成者，文人多以“霓裳入破惊鸿起”、“入破舞腰红乱旋”等诗句盛赞其魅力。蔡元培把贝多芬音乐奉为“法曲”，是赞誉其精美绝伦。

    蔡元培推崇贝多芬音乐，亦是其“中西合璧”的音乐教育思想之体现。“五四”时期，国内音乐界对国乐与西乐孰轻孰重、谁优谁劣，有过激烈争论。蔡元培1919年11月11日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同乐会上的《演说词》中认为，“吾国音乐，在秦以前颇为发达，此后反似退化”，提出要“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加强乐理研究，培养音乐人才。1920年4月，北大《音乐杂志》创刊，蔡元培作《发刊词》，又强调融西于中、中西合璧的音乐观，他写道:“一方面，输入西方之乐器、曲谱，以与吾固有之音乐相比较。一方面，参考西人关于音乐之理论，以印证于吾国之音乐，而考其违合”，“使吾国久久沉寂之音乐界，一新壁垒，以参加于世界著作之林”。

    “融合两希成一片”

    “自然主义宗希腊，希伯来风出世间。融合两希成一片，曲中现出我生观。”(《贝多文》之二)在前诗中，蔡元培明显流露出对贝多芬音乐的爱慕之情;此诗则从西方音乐发源与发展角度，对其音乐风格作了评析。

    在诗后注释中，蔡元培指出，西方音乐思潮有二:一是自然、乐天、世间的希腊风，即“自然主义宗希腊”;二是超自然、厌世、出世间的，也就是希伯来人所传基督教音乐，故称“希伯来风出世间”。在西文中，“希腊”作Hellas希伯来”作Hebraer，两者皆以“H“”居首，国人均译作“希”字，故称“两希”。蔡元培认为:中古时代的西洋音乐，偏于希伯来风;文艺复兴后偏于希腊风;而近世则出现两种风格融合的现象，贝多芬就是杰出代表。

    “融合两希成一片，曲中现出我生观”，是说贝多芬艺术手法精湛，将“希腊风”与“希伯来风”融为一体，使音乐作品具有“我生观”，即独特的艺术个性。确实如蔡元培所评论的，贝多芬被尊为“乐圣”，是伟大的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与海顿、莫扎特一起并称“维也纳三杰”，是维也纳古典乐派及向浪漫主义乐派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对近代西洋音乐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蔡元培推崇音乐巨人贝多芬，也为推动贝多芬音乐在中国传播作出了贡献。他在执掌北京大学时，于1919年初聘请留德博士萧友梅为导师成立北大音乐研究会;1922年又将其改组为北大音乐传习所并自任所长。传习所成立不久，蔡元培就在萧友梅的倡议下，组建了一支15人组成的管弦乐队，传习西洋音乐。1923年1月19日，这支管弦乐队在中国首次演奏了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第二乐章、《第六交响曲(田园)》的第三乐章，听众主要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后来。蔡元培又在其《<世界文库>序》一文中，举“贝多芬的交响乐，在上海演奏”等例子，说明“凡是艺术，都是世界性的”。

    蔡元培还认为，音乐与健康密切相关，能使人长寿。但贝多芬逝世却相对较早，蔡元培认为这是“例外”。在1936年4月23日的日记中，蔡元培写道:“音乐是最抽象的美术，其动状与吾人生理上、心理上各种动状相调节，故音乐家多寿考”，接着他列举了一些高寿的音乐家，如海顿(蔡元培错记为74岁逝世，其实际逝世时的虚龄应为78岁)、李斯特(76岁逝世)等，然后指出，Beethoven卒时亦仅五十八岁，为例外耳。”对贝多芬“例外”早逝深感惋惜，这也是蔡元培敬仰之情的流露。

    “流传法曲壮山河”

    “妇女醇酒与清歌，行乐及时便奈何。一任迂儒谈礼法，流传法曲壮山河。”(《贝多文》之三)这首诗勾勒了贝多芬的生活内容。蔡元培认为，贝多芬流传于世的不是“礼法”，而是其气壮山河的艺术作品。

    蔡元培在诗后注释中说“贝氏于音乐外，颇耽酒色”，又以“妇女醇酒与清歌”之句概括贝多芬的生活。这是否公允值得商榷，却也客观地反映了贝多芬的一些生活实际。贝多芬的父亲是一位平庸歌手，长期酗酒，经常用暴力迫使年幼的他学习，童年的贝多芬毫无幸福可言。17岁那年，贝多芬失去母亲，26岁开始听力减弱，50岁时完全失聪。他一生虽无时不在恋爱，且爱得刻骨铭心，但爱情总是有花无果。“我几乎快要了结自己的生命了。是音乐，只有它把我挽留住了。”(贝多芬:《海林根施塔特遗嘱———给我的兄弟卡尔与约翰·贝多芬》)童年艰苦、爱情失败、疾病缠身，世界不给贝多芬以欢乐，他不得不以美酒稀释心中忧愁，以音乐抚慰心灵创伤，以精妙绝伦的乐曲创造欢乐给予世界。这诚如福楼拜所说:“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行乐及时便奈何”之句，流露出蔡元培对贝多芬人生境遇的同情和对其生活态度的宽容。在注释中，他也以“酒色歌，西人恒语也”一句替贝多芬开脱，意思是西方人也常言酒、色、歌是不分家的。

    “一任迂儒谈礼法，流传法曲壮山河”，蔡元培的观点是，不要总是迂腐地从生活言行的礼法角度评论贝多芬，而要审视其作品对时代、对国家和民族所作的贡献。蔡元培在该诗注释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德法战争中，交战两国关系紧张，有一些法国人进而排斥德国音乐，贝多芬亦在其列。但也有许多法国人因为崇拜贝多芬，认为贝多芬祖辈是比利时人(贝多芬祖父系比利时人，青年时期来到德国波恩定居)，比利时与法国是“同盟”，贝多芬不应当遭排斥。于是，贝多芬的许多作品依然成为当时一些法国钢琴家的保留曲目。蔡元培由此认为，“可以见美术与国家光荣之关系矣”。这里所说的“美术”，是包括音乐、书画在内的“艺术”。蔡元培欲借此说明，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艺术家的价值在于对社会有所贡献，一个伟大艺术家“壮山河”的作品广为流传，可以借此增强其祖国和民族的影响力。

    “丑面遗型到处传”

    “丑面遗型到处传，哲人貌取亦成妍。克林造象尤精绝，袒臂科头态俨然。”(《贝多文》之四)“妍”，意为美丽;“科头”，指不戴帽子。此诗是说贝多芬其貌不扬，但对一个智慧卓越的哲人来说，即使在“以貌取人”的年代里，他依然是美丽卓绝、广受推崇的，譬如雕塑家就纷纷以艺术形式展现贝多芬的坚毅与伟大。

    关于贝多芬的相貌，罗曼·罗兰在《名人传》中这样描述:“他矮小粗壮，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阔脸庞……额头突起、宽大……好似梳子都从未能梳通过，头发到处逆立，赛似乱蛇……鼻头宽大短方，一张狮面脸。一张细腻的嘴，但下唇向前超出上唇。牙床十分可拍，仿佛连核桃都能咬碎。”

    蔡元培在诗注中也说“贝氏貌甚寝”，但紧接着又指出，他在音乐领域仍英雄般地站在最高处，十分受人敬仰，“西人崇拜甚至，以石膏模其面型，多有悬诸壁上者”。此即所谓“丑面遗型到处传，哲人貌取亦成妍”。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人们看重的不是他的外表，而是其作品的价值。正如英国著名剧作家王尔德说的:“艺术的宗旨是展示艺术本身，同时把艺术家隐藏起来。”

    蔡元培曾于1907年至1911年、1912年、1924年三度赴德游学、考察，在德期间就看到遍布各地的各种贝多芬雕像。他在《自写年谱》中写道:“莱比锡大学礼堂中正面的壁画，为本地美术家克林该尔(即克林格尔，德国著名雕刻家———笔者注)所绘。……克氏又采选意大利各种有色的文石雕一音乐大家贝多汶(即贝多文，今译贝多芬)坐像，设在美术馆庭中。”在诗后注释中，蔡元培又说，“(贝氏像)陈博物馆中。到莱比锡者，均以一见为幸”。

    这尊人们“一见为幸”的贝多芬塑像，背景是以希腊神话和基督教义为题材的浮雕故事，作为主体的贝多芬上身裸露，神情庄重，牙关紧咬，目视远方，双拳紧握，一只雄鹰匍匐在他脚前光秃秃的山岩上。克林格尔凭着精湛技艺和深厚情感，以艺术形式表现出了贝多芬原始的、镇静自若的力量，不受限制、飘忽不定的神性，以及“扼住命运的咽喉”的人性光辉，使作品具有超越“现实之丑”的“艺术之美”。这正如德国著名作家莱辛在评述雕塑名作《拉奥孔》时所认为的:“常由形体丑陋所引起的那种反感被冲淡了。就效果说，丑仿佛已失其为丑了。”蔡元培正是从美学角度欣赏这尊贝多芬雕像，高度认同“丑陋的美丽”的审美效果，于是由衷赞叹:“克林造象尤精绝，袒臂科头态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