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诗永远活着

    一

    越入老境，越感到时序匆匆。这是我们从书架上取下《裴多菲传》时，最先感触到的。

    我们最初知道裴多菲，是初中语文课学习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时，从文中引述的白莽在德文版《彼得斐诗集》(现通译裴多菲)中那首Wahlspruch(《格言》)旁，手书的四行译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们不仅记住了文中提到的牺牲在龙华的胡也频、李伟森、柔石、白莽、冯铿五位烈士，也通过白莽的译笔，认识并记住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和他的这首《格言》(亦名《自由与爱情》)。

    后来从鲁迅先生早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得知，他在颂扬19世纪欧洲的拜伦、雪莱、普希金、密茨凯维支等“摩罗”(反抗)诗人时，同样将裴多菲也列入其中:“裴彖飞(裴多菲)幼时，尝治裴伦(拜伦)暨修黎(雪莱)之诗，所作率纵言自由，诞放激烈，性情亦仿佛如二人”。

    我们阅读裴多菲的诗，是1956年初进北大时。那时“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尚未开始，党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响应，学习气氛很浓。我们初进大学，专业课进度很慢，有较多空余时间看“闲书”，加上那时我们特别迷恋诗歌，因此书包里除了讲义，还塞满了从图书馆借来的普希金、纪伯伦、泰戈尔、海涅、拜伦以及裴多菲的各种诗集。记得我们最热衷的是读普希金、纪伯伦、泰戈尔、海涅等人的诗作，对裴多菲的诗印象比较深的，大约只有《我愿意是激流》等一两首抒情诗，至今还记得《我愿意是激流》里的诗句:“我愿意是激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岩石上流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游来游去//我愿意是荒林，在小河的两岸/对一阵阵狂风勇敢地作战……/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稠密的树枝间作窠、鸣叫//我愿意是废墟，在峻峭的山崖上/这静默的毁灭并不使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常青藤/沿着我荒凉的额头攀援向上……”对那些鲁迅先生颂扬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并未加注意。这主要由于当时年轻幼稚，看这类“闲书”全凭兴趣，生吞活剥。对裴多菲除知道他是19世纪匈牙利著名爱国诗人外，并无更多了解。

    二

    自“反右”开始，一系列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原先师生、同学、干群之间那种宽松的氛围不见了，人人都戴上一副“阶级斗争”的眼镜。这类“闲书”无不被斥为“宣扬资本主义的毒草”，不仅不再敢借，而且怕被扣上“白专”帽子，往日座无虚席的图书馆，也变得空无一人。比起拜伦、雪莱、普希金等，裴多菲的名字更无端地成为人人都怕沾边的禁忌———受“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反右”时，有一些喜爱文学的师生平时交往多一些，便被诬为“裴多菲俱乐部”，那几乎是“反党小集团”和“右派分子”的代名词，能不让人忌讳吗?!而个中缘由，我们始终也未弄明白。

    后来从鲁迅著作及相关资料中得知，他早年留学日本时，除《摩罗诗力说》外，还曾以“令飞”的笔名译过《裴彖飞诗论》，这是我国最早推介裴多菲的文字。当他得知德国《莱克朗氏万有文库》编印了两本裴多菲诗文集时，还特意托东京的丸善书店订购，准备翻译推介。正如他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说:“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那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太需要这类“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令人“心神俱旺”的诗作了。他也确曾以“L.S.”的笔名译过五首裴多菲的诗，发表在1925年1月的《语丝》上。后来，“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当他收到白莽投寄的《裴多菲传》的稿件时，感到“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裴多菲)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并慨然将自己珍藏了三十多年的那两本德文版的裴多菲诗文集送给这“也和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菲的诗的青年，算给它寻得一个好着落”。这既是鲁迅先生一贯的对年轻作者的扶持与关爱，也表明了鲁迅先生对白莽的希冀与寄托。尽管那时他还不知道白莽的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

    柔石、白莽等被捕后，鲁迅先生也受到牵连，被迫“挈妇将雏”，到小客栈避难。当五烈士遇难的噩耗传来，他悲愤地吟出“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诗句。1936年五烈士遇难五周年之际，中国依旧虎狼当道，大夜弥天。鲁迅先生在病中，不顾自己的安危，毅然编辑出版白莽遗作《孩儿塔》，并在序言中说，这部诗集的出版，“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烁，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这大义凛然的春秋笔法，表明了鲁迅先生对于先烈们为之奋斗的“别一世界”热切的颂扬与期待。白莽无愧于当年鲁迅先生期盼的中国“精神界之战士”，他和柔石等烈士们一起，用自己的鲜血，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写出了“第一篇文章”。我们弄不明白，为什么鲁迅与白莽都那么喜爱与推崇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偏偏在解放后的中国被贬成“另类”呢?

    三

    裴多菲·山陀尔1823年1月1日出生于匈牙利南方小镇小克勒什。父亲是斯拉夫族的屠户，母亲是斯洛伐克族的贫家女，裴多菲从小就会熟练地用匈牙利语、斯洛伐克语交谈。后来，他当过兵，也当过演员，跟随草班剧团差不多走遍了半个匈牙利。艰苦的流浪岁月，让他更广泛、更直接地接触了社会，丰富了阅历，磨砺了个性，在思想与艺术才能上也逐步成熟。1842年他创作的《酒徒》，发表在当时重量级的文学期刊《雅典论坛》上，这是他正式以裴多菲·山陀尔的名字跻身诗坛的开始。之后，他陆续创作了《埃格尔之声》以及《爱国者之歌》等诗作，表达出对祖国独立和自由的热切向往。

    裴多菲在经历了漂泊艰辛的岁月之后，相继创作了《致双亲》、《给埃德尔卡》、《埃德尔卡坟头上的柏叶》、《爱情珍珠》等优美的抒情诗。1846年9月他结识了庄园主的女儿申特莱依·尤丽娅之后，更写出大量脍炙人口的爱情诗:《致尤丽娅》、《你爱的是春天》、《一下子给我二十个吻吧》，以及前边引述的《我愿意是激流》等等。也是在这个时期，欧洲大地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也正激励、鼓动着日益觉醒的匈牙利人民。可贵的是裴多菲没有沉溺于甜蜜的爱情与小家庭的幸福。追求爱情、幸福，与向往独立、自由，成为他这一时期交织在一起的诗歌创作的两大主题。

    1848年春天，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风暴爆发了。在它的影响下，进步知识团体“青年匈牙利”决定于3月15日在佩斯举行人民起义。裴多菲是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他还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民族之歌》:“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是做自由人，还是做奴隶?/这个问题，你们必须决断!/……匈牙利的名字必定重新壮丽，/必将恢复它伟大的荣誉!/我们宣誓，我们宣誓:/永远不再做奴隶!”15日，“佩斯三月起义”爆发，裴多菲在广场上高声朗诵了这首《民族之歌》。它像嘹亮的军号，鼓动着起义的队伍，起义队伍迅速占领了布达和佩斯，并使它们成为当时欧洲革命的中心。翌年4月，匈牙利国会通过“独立宣言”，建立共和国，成为当时欧洲“法律与现实都完全废除了农奴制的唯一国家”(恩格斯语)。

    面对匈牙利人民的胜利，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与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一世为维护欧洲旧有秩序，迅速组织34万联军，向匈牙利起义军民扑来。在强敌面前，裴多菲志愿参军，拿起武器来捍卫祖国的自由独立。1849年夏，已到民族危亡的最后时刻，起义军将领贝姆将仅剩的300人组成一支骑兵队，准备向强敌发起最后一击。出发前，贝姆特意叮嘱裴多菲留下，但裴多菲决意随军出击，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拼死一搏。他践行了自己的铮铮誓言:

    “谁是诗人，谁就得前进，/同人民一起赴汤蹈火!”

    裴多菲在凶悍的俄国哥萨克骑兵长矛下壮烈牺牲时，年仅26岁。

    四

    阖上这本传记，闭目沉思:裴多菲这位19世纪的匈牙利爱国诗人，已不再只是一个空洞概念。他的形象，逐渐在我们脑海中鲜活、生动起来。

    被誉为匈牙利“一朵带刺的玫瑰”的裴多菲，不仅以他创作的八百多首具有鲜明人民性的抒情诗，八部长篇叙事诗以及小说、政论、戏剧、游记等丰厚的文学遗产，继承与发展了启蒙运动时期文学的战斗传统和民族风味，还奠定了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基石。更可贵的是，在预感到起义风暴来临的时刻，他没有丝毫的迟疑，毅然投入起义的大军，迅速完成了由一位抒情诗人到革命者的转变:“我用我的诗作战……/每一首诗就是一个能征善战的战士”“倘若我必须死亡/就让我阵亡在战场上!”

    裴多菲倒下了，他的诗却永远活着，这早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一个多世纪以来，裴多菲作为争取民族解放与文学革命的一面旗帜，得到全世界的公认。回想我们这一代人在当年国内那种特殊政治氛围中，在心中烙上与裴多菲毫不相干的种种偏见与误解，实在是可悲又可笑的事。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那些偏见与误解，也早该抹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