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之童李育中

    2013年6月28日，中国民主同盟会盟员、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李育中先生走完了103年的生命历程，在广州安详辞世。李育中去世的消息通过媒体迅速传播开去，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李育中何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尊重?这还要从他一生的传奇经历说起。

    传奇人生

    李育中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动荡变革的大时代;他生活的岭南，更是一个反映和昭示时代先声的地区。在那个动荡时代和特殊地区生活了一个多世纪的李育中，似乎注定要书写许多人无法企及的人生传奇。像许多在澳门、香港谋生的广东人一样，早年李育中倍尝艰辛。当时澳门与香港的文化关系非常密切，来往也相当方便，李育中主要生活和工作区域就在澳港两地。因为读过一点书，有一定文化基础，李育中主要在报馆、杂志社从事校对、记者、编辑等职业，以此换得生活的来源和生存的可能。经过多年努力，到20世纪30年代，李育中逐渐成为一名比较活跃的作家。

    日军侵华战争爆发以后，李育中从香港到了广州，任《救亡日报》社论委员，参加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并负责伤兵难民工作。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李育中转移到粤北地区从事新闻和教学工作，参与创办粤北青年记者学会和粤北文协分会。后来又从粤北到桂林，一边在逸仙中学教书，一边编辑《中国诗坛》等报刊。也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太太的小学女教师。1940年春天，刚结婚不久的李育中以衡阳《大刚报》和韶关《大光报》战地记者的身份随军采访中国赴缅甸远征军，并担任杜聿明将军的英文秘书，开始了一生中最为传奇的军旅生活。这段经历对李育中的影响很大，后来他写作并出版了报告文学《缅甸远征记》。

    李育中曾与多位著名人士相识或有过交往，比如郭沫若、茅盾、巴金、陈残云、秦牧、黄谷柳、康白情、梁宗岱、钟敬文、廖冰兄，等等。一直到晚年，与这些名人的交往都成为他难忘的记忆。

    记者作家

    李育中笔名李航、韦陀，1929年开始在香港发表作品，涉及散文、诗歌、小说、通讯、报道、政论、报告文学等多种文体。随着思想的逐渐成熟和时代的变化，他的创作走向与中国现代新文学与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民族文学、抗战文学声气相通的道路上来，并体现出岭南文学家特有的思想素质和艺术特性，这也是李育中文学创作至今被研究者关注的主要原因。

    1936年5月21日，为纪念发生于1927年5月21日的“马日事变”，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行径，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向全国征集稿件。身在香港的李育中不仅积极响应，而且以一篇《我今天失业了》成为唯一入选的香港作家。在20世纪30、40年代，李育中写作大量影评文章，成为香港著名的专栏作家，也是广州地区最著名的影评人。

    除了发表于香港、广州等地各种报刊的散文、通讯报道、评论杂感类文字，像当时的许多青年文学爱好者一样，李育中还积极进行新诗的创作，并于1941年出版了个人新诗集《凯旋的拱门》。从创作实绩和文坛影响来看，可以说李育中是对现代岭南新诗作出了积极探索和突出贡献的诗人。李育中对诗歌的爱好持续了一生，所不同的是晚年则转向写旧体诗。

    作为一名作家，李育中始终对外国文学保持关注，在香港最早翻译了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早期代表作《诀别武器》(今译《永别了，武器》)，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还有《拿破仑之死》、剧本《伴父生涯》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渐趋深入细致，特别是港澳文学、岭南文学研究的兴盛，李育中在香港、广州等地的文学创作活动愈来愈多地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李育中的文学创作活动被写进《岭南现代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等著作中，还有一些研究者在考察20世纪30、40年代的香港文学、岭南文学时，也经常论及其文学创作成就与文学史贡献。1979年，李育中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

    杂家教授

    新中国成立前，李育中历任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师，1953年起任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直至1991年退休。在华南师范学院工作的近40年间，李育中主要担任中文系(今文学院)教授，但教学涉及的学科领域之广、讲授过的课程门类之多，可能是时人和后人都难以企及的。就大的学科门类来说，他讲授过的课程就包括中文、美术、英文三个学科。在中文系的课程中，他讲授过的就有外国文学、文学理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等。

    李育中主要以自学成立，爱好广泛，经历丰富，见识广阔，职业多变。这对于作为教授的李育中来说影响极大。李育中的学问不以精辟深邃见长，而是以博览乐闻、周知多晓、灵通敏锐为主要特点。除了文学翻译，李育中对外国文学、哲学一直保持兴趣并适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1938年他曾撰文介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1946年以后又撰文介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西方现代主义美术大师毕加索。但是这些努力随着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而终止。他在大陆首先介绍现代派大师卡夫卡和意识流小说大师乔伊斯，也是新时期以来为尼采翻案、提出正确评价尼采的第一人。由于种种因素，这些努力虽然并未产生特别广泛的影响，但在当时确是颇具世界文化眼光的大胆举动。

    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在对“文革”的沉痛反思中，出现了多种文学探索和思想文化思潮，“朦胧诗”就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种。在对朦胧诗这种新的创作现象的评价尚无明确标准的时候，李育中撰写文章明确支持这种文学探索与创新，对其给予高度评价。也是在这一时期，海峡两岸解除了政治对立、文化隔绝的状态以后，台湾的一些文学艺术现象、思想文化观念传入大陆，带来了许多新鲜奇特的景致。当时，对于台湾作家李敖及其作品的认识和评价，存在很大分歧。李育中对李敖的思想文章予以充分肯定，成为大陆高度评价李敖的第一人。

    聚书读书

    买书和读书是李育中一生的最大爱好。特别是到了晚年，除了读书之外他似乎对生活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多年来，在华南师范大学校内和附近的书店里，甚至是在广州市内的书店里，时常可以看到他认真选书的身影。90岁以后，李育中还时常一个人乘坐公交车去买书。据李育中自己说，多年来他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除了休息以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直到90岁已过，他仍然每天坚持读书10个小时!

    1994年12月，为参加在佛山召开的黄节诗歌学术研讨会，李育中特地从家里找出一册珍藏多年的线装本《蒹葭楼诗》，那是黄节1935年1月去世之后，在汪兆铭主持下刊行的最早的黄氏诗集版本，封面题签出自汪兆铭的手笔。

    在他的住所里，书架上、家具上摆满了书还不算，连茶几上、床铺边、地板上、过道里也都是书，能够利用的空间全都用上，在这里可以非常真切地体会坐拥书城的感觉。

    1999年，李育中把自己约2万册藏书捐给了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此后，虽然已年近90，但他买书读书的兴致并没有明显的收敛改变，家里依然堆满了各种书籍。住在医院的最后日子里，李育中最惦记的仍然是他的那些书，书成了他最后的牵挂。最近据他的公子说，父亲留下的书估计还有4万多册，准备开辟成小型图书室，供教师和学生们阅览。果真如此的话，李育中一生爱书读书的心愿就得到了发扬光大的机会。

    童趣童心

    李育中一生，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动荡时局之下经历的丰富、职业的多样和见识的广阔，加之健康而长寿，这些事实都为他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李育中从事过的职业很多，新中国成立前，他做过记者、编辑、翻译、诗人、影评人，抗日战争时期当过战地记者、军中翻译;新中国成立后，他以教师为主要职业，以知名教授立身，以多知多闻、见解独特著称，同时保持着对文坛状况、现实文化问题、许多新闻事件的关注和评价，和新闻记者的灵活敏锐与干预社会、议论时事的热情。

    对于许多年轻后辈而言，李育中从来就不是一个严肃、拘谨的人。了解他的人经常会说起，不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找他请教，古今中外的事情他好像什么都知道。还是25年前笔者开始在华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业师管林教授、钟贤培教授都曾提醒我们要注意向博学多闻的李育中先生请教，说他不仅了解近代文学特别是岭南近代文学的许多情况，而且通晓许多方面的知识和学问。二十多年来，虽然笔者向李育中请教的次数不多，但每次前去拜访，他都很高兴，经常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晚年的李育中除了耳朵有点不聪敏之外，说话、行动、思考都保持着很好的状态，他高兴时笑迷迷的样子，就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

    大概十年前，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为编辑梁启超的集外作品，希望找到李育中保存的梁启超早年的几篇应试文章。几经辗转，笔者去拜访李育中打听有关情况。当时李育中回忆说，自己的确收藏有那么一本书，但是借给新会梁启超研究会的一位先生，不记得是否还了回来，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相关线索。去年，夏晓虹教授为了修订《<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其高弟杜博士再次向我说起此事，但考虑到李育中当时的身体情况，此事也就搁置了下来。而收录有梁启超早年应试文章的那本书的下落，今后可能要成为一个永远的谜了。

    2007年9月，李育中当选为“当代岭南文化名人”。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评选规则，参评的条件之一必须是健在的人士，而在当选的那批“当代岭南文化名人”中，已经97岁的李育中是年纪最大的一位。晚年的李育中对流行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四大帅哥”的说法很有兴趣，据说他被多届学生排在第四位或者第五位。李育中对于华南师范大学的独特价值和特殊魅力，也有人用“华师一宝，女生偶像”来风趣地表达。梁启超曾经在《少年中国说》中引用西方谚语说:“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在我看来，李育中就是一位充满神奇色彩而又率真风趣的百岁之童。

    从19岁开始写作，到100岁才搁笔，李育中的写作历程长达80多年!这实在是许多人无法企及的幸运，也是令人羡慕的命运的眷顾。如今斯人已去，但是李育中先生读书的光亮和人生智慧的火花，一定会长留在许多人的心间，也会照亮未来的教育与文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