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作了20多年的编辑，认识的作者、编辑的图书，如同老农积年播下的种子收获的稻谷，自然不可胜数，不可能一一深深记忆;但是，经慧眼识出从一开始就看准的作者，一辈子都会难以忘怀，也会一直记挂在心上。那是1997年春，我研究生毕业来出版社三四年，恰逢出版社借余秋雨《文化苦旅》大卖正在策划文化大散文书系之际，忝列人数不多、规模不大的出版社编辑之中，理应效力。那段时间，刚搬到淮海中路新址的上海图书馆是我每天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与一般读者不同的是，我在集中精力，广泛浏览各种报刊，专注寻找深具历史文化底蕴、最适合写作能够突破传统散文文体的作者。扫兴，扫兴，再扫兴。心灰意冷之时，随手翻阅的一本不为人注意的《大地》杂志(1997年第4期)上的一篇文章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文天祥千秋祭》(卞毓方)。敢写这类大题材、大人物的作者，绝非凡人!洋洋洒洒，有点像文学剧，有点像小说，笔随气走，气随势转，采用了散文化的语言、评传体式截取人物某段历史来表现其伟大人格及崇高品行。很显然，写法独特，似传记，更是散文。这是“破了体”的大散文。

    再读下去，《文天祥千秋祭》文白嵌合，气韵生动，富有气势。主要着墨于文天祥被捕后的情形，通过他所遭遇到的攻心之术的诱降、物质生活的折磨以及他自己的志向思想行为。作品不仅仅在选择和陈述着文天祥被捕前后的客观事实本身，还以一个现时代的“我”去想象、理解、评说700多年前的古人，对文天祥的崇仰、敬重、对其意义价值的认识，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字里行间。作品还以文天祥的诗歌为线索，用文学性的想象和电影技法来塑造这一传主形象。多样化手法的巧妙运用，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文天祥最后的生命情形，鲜明地突出了文天祥的历史意义及其对现代人的启示。“写散文最重要的是高度。这比如我们走路和乘飞机，一个同样的事物，走路的时候看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乘飞机的时候俯瞰，平素高大的建筑物就成了火柴盒，雄峻的山峦也成了海上的“漂浮物”，人呢，这时却成了蚂蚁。因此，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文章有了气势仅仅是一个方面，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广博的知识容量，才能耐看耐读。”卞毓方有次和朋友这样说道。一个地域，一个界别，要有一个标杆。有了标杆，才能静下心来，苦其心智，就有可能不断突破人的自身局限性。正是出版社的约稿，也是《十月》名刊的连载，更在于卞毓方洒脱而严谨，温和而倔强，三四年的“惨淡经营”(季羡林语)，于是出现了有关毛泽东、陈独秀、胡适、鲁迅、张謇、郑成功等一系列名篇。2000年初，当卞毓方捧交给我《长歌当啸》书稿时，在其后记里我读到:“破了体的“千秋祭”，一直得不到青睐，她在多家刊物的编辑部转来转去，始终转不上版面。”“始终转不上版面”的苦恼，做编辑的都明白:一是作者当时的名气还不大，至多只能是个“散文新秀”，尽管已年届五十;二是这种文体篇幅较长，动辄七八千字，惜版面如金的大刊、大报，怎么能“大方”地予以刊载呢?尽管他是个资深的媒体人。原来，我看到的那篇雄文当初竟然为“发表”犯了不少愁。珍品总归会迎来无数的赏者。后来，“大气又悲壮”的《文天祥千秋祭》被选入多种语文必修教材，《长歌当啸》中的其他篇目被选入教材或者进入高考试卷不在少数。贾平凹在《读卞毓方散文》中也说:“卞家散文常常在文中揭示我们人生和人性中的困惑的东西，隐秘的东西，使作品有了另外的维度，实在是难能可贵。”一本书，一粒种子，一片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