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梁鸿谈文学里的乡土中国

    7月18日，作家孙惠芬、梁鸿做客《腾讯书院》，从自己的非虚构文学作品谈起，揭示转型期中国农民与城市进程的精神矛盾，以及因为不被理解而轻易选择的自杀之路。农村自杀现象成为巨大社会问题，在孙惠芬笔下，成为一个个具体鲜活的生命，她与梁鸿一起试图挖掘“人类生存的复杂性”，而并非给出结论，或者直指制度。

    作为乡土文学作家，孙惠芬有很多以乡村为题材的作品，但《生死十日谈》的写作是个意外。孙惠芬说，之前她对乡村生活是拒绝的，一直在逃避乡村，只有在书写的时候才想念它、怀念它、喜欢它，然而这一次，伤痛不再影响生活本身，反而有更多、更宽广的东西去包容它。面对自杀的生命个体和那些灾难的家庭，她切实感受到恐惧，这是一种对死亡的恐惧。

    “20岁之前，人是不懂得死亡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越接近死亡的时候，越知道死亡是什么，越会感觉到恐惧”。谈到写作过程，孙惠芬说，最初就像站在荒野上，不知道如何把这么多故事有灵魂地穿插在书里面，直到忽然想到“十日谈”这几个字的时候，写作的感觉就被点燃了，整个作品的创作过程变得顺畅。

    20岁之前，梁鸿的生活一直与村庄联系在一起，而离开乡村多年后，乡村慢慢变成一个概念。家人都在乡村的梁鸿，在每年回家时也会听到很多故事，但从未进行过更深入的理性思考，梁鸿说:“那些故事就在你面前，但你并没有去睁开眼看它，你还是在逃避它。”

    梁鸿说:“人到了一定年龄后，会不自觉地回望家乡，我为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感到庆幸，我有那么一片特别暧昧难说的土地，有特别复杂的生命经历和个体家庭经历，对这片土地有说不清却一直想去说的愿望。”就这样，梁鸿创作了《中国在梁庄》。

    梁鸿说，当代村庄丧失可能使我们所有的生命没有归依，因为我们民族的精神特征和精神指向都与乡村息息相关。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是一种工业文明的生存方式，但我们从来不会去想，我们原来拥有的可能也是非常好的东西，那样一种与自然息息相关的经验，那么一种具有包容性的乡村状态和结构，依然对我们有效。但是我们现在用负面的眼光看它，把它看成肿瘤，一定要把乡土生活割掉，这样我们才能干净，才能焕然一新走向我们的新生。一个民族没有河流，没有了过去，是多么可怜。我们方方面面都在模仿，让自己面目模糊，像整容一样，一定要整成另外一个人。

    孙惠芬说:“我深深地感到，在无助的时候，有一种信仰多么重要。因为生命太渺小又太孤独，我们每个小小的生命游走在天地间，需要建立与信仰的关系。”梁鸿说，“恰恰因为有信仰，我们才有底线。”叩问如今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正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支离破碎。

    （本报记者鲁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