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树理到葛水平

    把赵树理与葛水平放在一起来谈论，有什么“意思”吗?有。请注意，我这里用了“意思”一词，而没有用“意义”。我对“意义”一词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因为这几乎是套话、官话、各类文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多到了一见就令人反感的程度。这是题外话。

    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有。先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待读者看毕本文，自然就有答案):赵树理与葛水平都在山西沁水河边长大、走出来的作家;两人都曾是山西农村最低层的“土娃子”;他们的作品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散发着浓郁的“山药蛋”气息。这样一种气息，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因为他们的血管里都流淌着沁河的水。

    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两位属于不同时代的山西作家?因为刚刚到赵树理和葛水平的家乡———沁水县的历山脚下参加了葛水平一部新著《河水带走两岸》的讨论会。很自然地就想起了赵树理，也不自主地把两位作家“链接”起来思考一些问题。葛水平刚刚当选为山西省新一届作家协会副主席，但在会议名册上却没有明确注明。我理解她的“低调”，如果把这种“低调”与赵树理的命运联系起来思考，或许这“低调”内还含有一种难得的对自我认知的“警醒”。在葛水平的这部新著里，有一篇是专门写赵树理的，她从赵树理这位同乡、前辈作家的悲凉命运中获得一种“前车之鉴”的警示，是必然的。

    赵树理在他那个时代，曾经达到辉煌的巅峰。赵树理因小说《小二黑结婚》而一举成名，正如到边区访问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等所说，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这位从小能够熟背《麻衣神相》、《奇门遁甲》等怪书的“神童”，有着特殊的语言天赋和文学才华，他用农民式的幽默，土得掉渣的乡村俚语，颠覆了那些常见的陈腐而又沉闷的食“洋”不化的书面语言。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全会上，他被称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50年代后，他写了大量图解政治概念的作品，可是这些作品因诡异莫测的政治运动，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等帽子，被拉到全省各处批斗。在一次批斗会上，他从三层高桌上摔下来，跌断了髋骨，不久便于1966年9月在极度痛苦中告别人世，他留给子女的最后一句话是:“回乡当个好老百姓，自食其力为人吧。”在那个荒诞的年代，文学才华造就了他，文学才华也毁灭了他。如果有所谓“捧杀”和“棒杀”一说，那么赵树理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不仅仅是赵树理，从其他一些作家的命运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文艺批评或文艺批判，只有在有强权介入时，才会产生“捧杀”或“棒杀”的恶果。书生之间的学术之争，是不可能构成对被批评者的生存威胁的。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当今天权力不再介入正常的文艺批评时，有的人不是珍惜这种时代的进步，而是仍然在寻求权利的介入……(有关赵树理的资料转引自葛水平《河水带走两岸》P181)

    同比赵树理，葛水平的名气当然远未达到这个时代的巅峰。时代环境大不同，靠文学暴得大名、一夜走红的难度大大增加。但葛水平以她一系列作品所表现出的实力，已经让文学界不敢等闲视之。2003年，她以中篇小说《甩鞭》、《喊山》等让主流文坛为之惊诧，此后便连续性地有中篇、长篇、散文集问世。她的作品的写作路数，显然与赵树理有很大的不同。赵树理的语言风格更接近于传统的评话、地方戏剧，而葛水平则表现出女性特有的精致和细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作品中都散发着“山药蛋”特有的泥土芬芳。也同样因为时代的不同，葛水平要比赵树理幸运得多，那就是作为一个作家，她可以不用受“政治概念”的牵制，保持创作的相对独立性和作品文学品质的纯粹性。说赵树理是一位“速朽”的作家，可能太残酷了，很多人接受不了。但赵树理的那些作品，与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一样，除了具有在文学史上录以备存的价值，今天还有几个人会读那样的东西呢!因此，与赵树理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在生命终结后，最可怕的是他们的作品也随之归入尘土。对于一位有着难得文学天赋的作家，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哀的呢?

    葛水平在写赵树理的文章最后说:“赵树理之后，难有他这样的作家，也希望再不要有他这样的后来人!”看来，评论界很多人，把葛水平视作“山药蛋派”的传人，是完全弄拧了。短暂的名声常常如同泡沫转瞬即逝，一个作家能走多远，完全要靠作品来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保持创作者独立思考的立场和作品文学品质的纯粹性，大概是作品获得持久活力的最重要的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