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非时势造英雄”

    蔡元培(1868—1940)上世纪20年代赴欧洲考察时，曾多次参观与拿破仑相关的战争遗迹和纪念馆。据其日记记载，1921年2月13日，蔡元培与驻比利时公使魏注东一起，在比利时参观了拿破仑战败地滑铁卢，观看了历史全景画《拿破仑·波拿巴》。半月后的28日，他在法国国家学会书记马松的陪同下，参观了该国拿破仑一世纪念馆，发现“凡拿破仑及其眷属之画像甚多;所遗弃物及签字之文牍、手书，他人关于拿氏之著作，均甚富有”。在这两则日记里，蔡元培对拿破仑的叙述非常平和，也未对其功过作任何评论。但在此前1918年1月19日的《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一文中，蔡元培却以拿破仑为反面例子，阐述设立进德会以整顿校风之必要性:“司马迁曰:‘夏之亡也以喜，殷之亡而以妲己。’……拿破仑惑于色，而普鲁士之军

    国主义以荫。私德不修，祸及社会，诸如此类，不可胜数。”可见，蔡元培对拿破仑并无好感，更无崇拜之情。1929年3月22日，蔡元培曾作七绝《拿破仑》三首(《蔡元培全集》第6卷)，认为拿破仑的功名不及能改变人类命运的科学家，他只是由各种机遇造就的一位“时势英雄”，同时也指出，威廉二世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是拿破仑“前车之覆”的死灰复燃。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蔡元培的英雄观与和平观。

    拿破仑的功名不及微生物学者巴斯德

    “四海惊传拿破仑，国民渐不我思存。功名何似微生学，打破人间地狱门。”蔡元培在此诗中对拿破仑的功名作了评价。拿破仑系法兰西帝国的缔造者，在执政期间多次对外扩张，创造了一系列军事奇迹，形成了庞大的帝国体系，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人物，其事迹广为流传，故蔡元培云“四海惊传拿破仑”。但一个“惊”字，体现出蔡元培对拿破仑享有盛名感到“惊讶”、“惊奇”。为什么呢?因为“国民渐不我思存”。“不我思存”，即“匪我思存”，意为“不是我想念的”。蔡元培用这个典故意指拿破仑虽一度被众人赞颂，但现在已不能赢得法国“国民”之心。蔡元培还在该诗后加注，用事实证明这个观点。蔡元培说，他的朋友、“中国留法第一人”李石曾对他说，有一年，法国一家著名报社让读者投票评选“法国最伟大的人物”，结果“得票最多者，为微生物学者巴斯德，而拿破仑次之”。路易斯·巴斯德(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发明了传染病预防接种法，为人类和人类饲养的家畜、家禽防治疾病作出了不朽贡献，被称为“微生物学之父”。蔡元培以在评选中拿破仑不如巴斯德的实例说明，与捍卫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巴斯德相比，拿破仑以牺牲生命搞侵略扩张所获得的“功名”显得不足道:“功名何似微生学，打破人间地狱门。”对拿破仑作此评价，折射出蔡元培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蔡元培强调，“教育文化为一国立国之根本，而科学研究尤为一切事业之基础。”(《提议以俄英退换庚款拨充教育基金案》)1919年，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一文在回顾近代中国自强历程时指出:“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蔡元培认为，拿破仑一世虽曾经战败普鲁士，但普鲁士最终依靠教育复兴在普法战争中重振雄风，俘虏拿破仑三世，统一全德。他在1917年3月15日致汪精卫的信中就这样说:“昔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为数次爱国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亦发端于此。”

    拿破仑只是各种机遇造就的“时势英雄”

    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蔡元培在第二首《拿破仑》中以为，拿破仑能成就功名，完全是各种机遇造成的:“无非时势造英雄，亿万原因一果中。乍败乍成均偶尔，托翁健笔写天功。”

    社会大变革时期，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拿破仑之所以伟大，是由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这一伟大事件所造就的。恩格斯(1820—1895)曾指出:“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致符·博尔吉乌斯》)于是，蔡元培也认为:“无非时势造英雄，亿万原因一果中。”

    在“乍败乍成均偶尔，托翁健笔写天功”这两句诗中，蔡元培引用了列夫·托尔斯泰对拿破仑的评论。托尔斯泰以俄罗斯抵抗拿破仑侵略为背景创作了《战争与和平》，在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中，他这样评价拿破仑:

    “一个没有信仰、没有习惯、没有传统、没有名望，甚至祖籍不是法国的人似乎是凭借极其奇特的偶然机会，在使法国波动的各党派之间，不依附其中任何一个党派，竟然能出人头地，爬上了显赫的地位。”在诗后注释中，蔡元培就以托尔斯泰对拿破仑的描写和评价，来佐证拿破仑是“时势英雄”的观点。他说:“俄国托尔斯泰作《战争与和平》小说，写拿破仑侵俄，先胜后败，皆有种种原因，使之不得不然，彼此均无所谓战功也。”蔡元培认为，拿破仑这个英雄人物是被外界条件所塑造的，必须把他放到当时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外界的条件远比你这个人更重要。这也是蔡元培一贯所持的“时势造英雄”的历史观的流露。

    日本军国主义是拿破仑主义的死灰复燃

    “前车已覆后车来，第二威廉现舞台。咄咄侏儒胡短视，野心不死欲燃灰。”这是蔡元培《拿破仑》第三首，意思是说，不断有人步拿破仑后尘，但任何“短视”之侵略行径，只不过都是拿破仑“野心”之死灰复燃，不会有好下场。蔡元培以“前车已覆”来说拿破仑的逝去，表明其认为拿破仑的教训应为世人借鉴。但令他痛惜的是，拿破仑的“前车之鉴”并未被人汲取，“前车已覆后车来，第二威廉现舞台”，还是不断有人挑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侵略。第二威廉，即威廉二世(1859—1941)，德意志帝国末代皇帝。他宣扬来自亚洲黄种人的威胁———“黄祸论”，曾于1897年11月派兵侵占中国胶州湾。1900年，德国加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914年又利用萨拉热窝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蔡元培对威廉二世的重蹈覆辙，早就表现出强烈的愤慨和担忧，并认为他也将像拿破仑一样给人类“文化进步”造成阻力。一战爆发不久，1914年10月2日，蔡元培在给蒋维乔的信中就忧虑重重:“此次德军破坏中立，蹂躏人道主义，使其果获全胜，其祸真甚于洪水。今此祸虽似可免，而战局何时可定，竟难逆睹。世界文化，或由此而别启一促进之途辙，如拿破仑第一以后之民权主义，固未可定;然以现状论，则文化进步之阻力，固彰彰矣。”在“咄咄侏儒胡短视，野心不死欲燃灰”这两句诗中，蔡元培结合现实，借题发挥，谴责当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人个子矮小、气焰嚣张，蔡元培称其是“咄咄侏儒”。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占台湾、澎湖列岛，扩张领土的欲望受到刺激，走上了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军国主义道路。蔡元培认为，日本妄图侵略扩张的“野心”是拿破仑、威廉二世的“死灰复燃”，是违背历史潮流的“短视”行径，军国主义最终没有好下场。1934年7月1日，蔡元培曾作《日本往哪里去》一文明确指出，“日本劫夺我东北四省，完全是一种冒险的赌博”，“‘如问日本往哪里去?’我们的答案是:走往危险的路上去。”蔡元培抨击拿破仑、第二威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是其民族独立思想和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立场的流露。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蔡元培欢欣鼓舞，于11月15日在北大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演讲大会上，亲自发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讲。他认为协约国战胜同盟国，昭示了黑暗强权论的消灭、光明互助论的发展，阴谋派的消灭、正义派的发展，武断主义的消灭、平民主义的发展，黑暗的种族偏见的消灭、大同主义的发展，并深信这是世界大同发展的机会，“世界的大势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蔡元培渴望的是各国平等、和睦相处的世界秩序，在这种价值追求下，他竭力抨击拿破仑侵略扩张主义的死灰复燃，亦是情理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