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思想改造运动中

    提要：

    继多年前《人有病，天知否》轰动书界之后，陈徒手积12年之功，于近日在三联书店推出《故国人民有所思》。该书根据大量原始档案，还原了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11位有代表性的、全国一流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生存处境。这11位教授中，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马寅初、汤用彤、冯友兰、冯定诸位先生都是北京大学的“头面人物”，蔡旭、陈垣两先生则分别任职于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这11位教授的经历，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在时代大潮中的遭际，令人唏嘘感叹。

    读书报:《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所研究的这些知识分子在改造运动中的思想和心理状态是怎样的?陈徒手:知识分子接受思想改造，一是为运动所胁迫，二是为形势所迷惑，三是为恐惧所控制。我在书中通过俞平伯、贺麟等事例，比较完整地讲述他们由不解到驯服的过程。俞平伯由当初的不解和抵抗，经过数个月的来回折腾，最终走向“积极靠拢”。俞本人说了这样的话:“这里好像通了，但在那里又碰壁。以前听周扬同志说放弃自己的观点是不容易的，当时不体会，现在确实体会到了。”如果说俞平伯的思想转变是顺势推至，而贺麟的转型却颇为艰辛。贺先生当初还保留旧派学人的处事惯例，依旧称蒋介石为“蒋先生”，不忘旧恩。但遭到群众愤恨的斗争之后，他也只能表态:“我现在要骂蒋介石是匪了。”一开大会，他就屡屡被围攻，败退下来后挫折感格外强烈。历经几年的思想斗争，贺麟愈加失落，课本照着苏联专家的讲义修改，所坚守的思想学说被放弃，最后在学术上几成废人。

    读书报:在杨奎松的《忍不住的“关怀”》中，王芸生的思想转变最快也最彻底。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中，冯友兰以前虽做过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委员，曾积极向蒋介石靠拢，并在1935年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45年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但是，他的转变也很迅速。

    陈徒手:我读杨老师《忍不住的“关怀”》，对王芸生在新时代的骤然转身确实印象颇深，他那些攻击工商业者的“文字炮弹”的火爆程度不逊于党内干部，用词还更狠辣、老到。而冯友兰并没有像王芸生这么主动配合式的行为，他的转变是缓慢的、被动的、身不由己的。细观那些年哲学系的大小会议纪录，很少见到冯友兰批人、谩骂的言语，他只是在落魄、无援的境地中一遍遍在哲学语词中咀嚼反思自己的所谓“错误”。面对不容置疑的革命思想体系，他碰壁多次之后也在慢慢接纳，机巧地融化在自己的学术血液里。

    冯友兰对斗争有一种本能的恐慌心理，面对责难很容易就缴械认输，这是他化繁为简、不愿过多搭理的做人之道。有一次他曾提出韩非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一位年轻助教立即反驳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中都是唯心主义。”就是这样极为教条、僵硬的“不讲理”说法，都让冯先生回不了嘴，还不得不在教研室做检讨，承认自己考虑问题片面。冯先生从根本上就放弃了争执和纠缠，这与他在哲学研讨会上轮番接受胡绳、艾思奇、孙定国等红色专家“轰炸”而保持沉默是一致的。

    记者: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有哪些方式?具体做法是怎样的?这些斗争方式和做法，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主要以人物小传方式讲述各自的改造事例，斗争方法是大同小异，效果却极为显著。1952年“思想交心”和登记表格、写小传，从中找出漏洞予以追查。紧接着就是院系调整，从组织方面加以切割，化大为小，分头“消化”。最为繁忙的是组织教师学习哲学、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等科目，几百位教授集中听讲座，眯着花眼做笔记，会后写思想小结。总之，陷入了无休止的运动状态，没完没了地交代自己过去的一切，揭发自己或别人的问题，以求得早日解脱。

    从1950年代开始，以“管制分子”、“右派分子”、“右倾分子”等诸多名目，各个高校不停地淘汰政治上不合格的教学人员，严重地送去“劳教”，轻一些的就“礼送”到外单位。例如1958年借助政治运动的由头，北大党委先后把一批业务好但政治表现差的教员“请出”校园，身为教务长的周培源尤其对数学系送走三位高天分教员格外婉惜，认为对系里的教学工作带来很大的损失。这样高压的环境，只能使很多知识分子变得麻木不仁，看政策或领导的脸色行事，只求得最低限度的自身安全感，放弃思考与批评社会的责任。不少人害怕被指为“走白专道路”，科研和创作能力受挫，创新精神不足，导致一代知识分子无所成就。

    另外当时建立了“一竿子插到底”的垂直领导体制，使各级党组织指挥一切。马寅初、陈垣作为一校之长，根本不被授予行政权力，只能成为虚设的“牌位”。后来任副校长的周培源感到党委抓具体工作过多，他跟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提意见，直接说党委抓多了，就抓不胜抓。想不到陆平轻松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党抓政策、政治思想工作，需要通过具体工作，不然不落实。”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党内系统工作汇报体制长期存在，日臻完善，在所有运动中起了不可或缺的“情报”作用，为高层及时提供了第一手鲜活素材，方便党内了解学界人士的思想动向和隐密心事。像王瑶、游国恩、吴组缃、林庚、王力、高名凯等北大中文系名教授就是重点关注对象。再如对于重点人物冯友兰，校方一刻也没有放松收集“敌情”的安排，校党委及统战部门要求哲学系教研室支部每周口头汇报一次，双周书面汇报一次。这些适时汇报，对于校党委及上级领导把控运动的走势有莫大的作用。

    在历次运动中，学校党组织充分发挥在校学生的战斗作用，有意在运动中锻炼他们的冲锋陷阵能力，学生刮起的思想风暴让老教授们羞愧难当。利用学生冲击老师，是高校党组织屡试不爽的法宝，也由此培养了一批极左学生骨干。例如，冯友兰一次刚讲完课，就被学生要求留在课堂候场等待批判，请示完毕后教室里马上就挤进一百多位激情难抑的学生;傅鹰写了培养研究生的计划，按系总支规定要送支部批准，而支部书记多是三四年级的学生，对计划中的学术表述多有不解之处，还需要傅鹰原原本本地讲上一两天，学生支书最终还会打起官腔为难半天;王瑶要到学生宿舍搞科研，学生勒令他交自我批判文字，学生编委会可以随意修改他的稿件，还要强迫他回答:“对改的有何体会?感到有什么帮助?”这让王瑶有一种受辱之感。

    记者: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放弃固有观念，接受新观念最困难的是什么?

    陈徒手: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溃乱看在眼里，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新时代是有期许的。对于诸多的社会调适，他们多半是采取配合、担当的态度，对于领袖人物是取拥护的姿态。原辅仁大学老校长、北师大校长陈垣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位，他有感于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在不同层次的学习会上表示过:“解放区来的干部是好干部，共产党是一个不平常的党。”他几番表态:“一定要积蓄精力，参加有毛主席出席的会。”随着国家层面剧烈的斗争运动展开，高层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日益明显，力图以思想灌输、大批判开路的方式迫使学者脱胎换骨，让他们颇为难堪和苦楚。

    记者:化学家傅鹰、农学家蔡旭的专业都与政治无涉，但是因为“思想反动落后”，同样成为了批判对象。这仅仅是泛政治化的运动的结果吗?

    陈徒手:傅鹰与蔡旭应该都是本行业的佼佼者，能力与操守都获学界认可。钱伟长当年不是特别愿意赞许别人，但他却愿在中宣部来人面前为傅鹰说好话，为他辩诬，让高层认识到傅鹰的专业才能及一心扑在科研上的认真精神。蔡旭则是对北方小麦连续高产贡献最大的农学专家之一，他可以长期守在麦田里培育良种，辛苦走访多地，探究不同土壤条件对小麦品种的影响。我新近读到他在1964年北京市人大会议上有关小麦种植及防护病害的发言稿，谈到北京郊区不同土质的特点和种植注意事项，语词非常专业，就像给农学系学生上课一般。在一个政治会议场合，他居然讲得如此专心和纯粹，台下的人大代表也饶有兴致地听完了他的独特发言。这是一位那个年代常见的、格外敬业、专一的纯朴学者。

    写傅鹰、蔡旭两人时格外沉重。1958年北大化学系教授、“中右标兵”傅鹰被迫写了《向真理投降》一文，整篇文章充斥过多的自污语气，全盘否定自己以往的思想行为，其污头毁面的政治效果对知识界冲击颇大。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把它作为事例写进官样文章《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之中，以自豪的口吻宣布:“以北大来说，傅鹰举起降旗，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阵线全线溃败的标志。”北大化学系总支对傅鹰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排斥和压制，在今天看来是一桩不可理喻、难获谅解的行为，但放置在左倾激烈的北大校园内，也就呈现了相当大的共通性，只不过相比较之中化学系总支更为坚韧和顽固而已。傅鹰已成为“牺牲”的受害标本，而化学系总支也已然作为坚硬的“斗争野性标本”而留存，它们显示了政治运动最为真实、惨烈的两端。最为悲叹的是，到了1962年日常生活困难时期，斗争难以为继，形势暂时缓和，但化学系总支甚至不顾上级干涉，依旧坚持批判，丝毫未见收手。农业大学党组织对蔡旭的整治是经久不息的，花样百出，弄得蔡旭在新来的党委书记家中诉说时忍不住哭泣。1958年学术批判运动最为伤筋动骨，农业大学师生集体下放农村，逼迫教授们在自然条件不好的乡村参加劳动锻炼，发动青年师生重新编写教材，聘请老农民出任顾问。险恶的劳动环境，教学质量的严重下滑，让此时的蔡旭心境万分凄凉。

    读书报:如果说，贺麟、冯友兰等人是因为自己“党外”身份而遭遇政治挫折，那么，像华岗、冯定等党内知识分子被卷入政治运动，并遭到批判，其内在机理就是因为“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吗?

    陈徒手: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中，《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是最为压抑的一篇，写完此篇后，人有一种虚脱之感。有了这篇稿件压轴，整本书立马有了额外的历史维度。北大社教运动是“文革”活生生的小预演。要写出真实的冯定和社教运动，就必然要突破原有的陈旧表述，这就更需要用翔实的档案材料做基础，持较为中性的客观态度，容不得丝毫的大意和臆测。作为上面看好的红色哲学家，冯定原本可以置身是非之外，安静地专攻学业，但是他的温和型人生哲学根本不为好斗、激进的北京哲学圈所包容，一遇反修命题，他讲究宽厚做人、少见怒吼状的哲学主张自然就成为预定的攻击靶子。他的哲学之路在那个年代本身就充满了风险，他又因职务之拖累，被迫卷入北大社教的政治漩涡之中，在“翻饼”大战中屡被双方利用和榨取，成为两派斗争的关键“活眼”。“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是好多年来人们不断叙说的主题之一，冯定之例生动展现了“吞噬”的全过程。（本报特约记者 艾小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