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中的“程君涵”应是“陈君涵”

    说起来真有点不好意思：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执笔的《上学记》，自2006年8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初版以来，笔者就喜欢上了，每遇该书出新版，总得购藏，而且还要再浏览一遍才算过瘾——但是，只是在最近，在读到刚刚出版的第3版（布面精装本，已是该书从初版起的第15次印本了）时，才发现了该书中的一处错误：其中的“程君涵”应是“陈君涵”。

    在《上学记》的第一章中，何先生提到，他在上高二时，一位叫“程君涵”的英语老师给他们说，18世纪初英国作家Jonathan Swift的Gulliver′s  Travels（《格列佛游记》），其文字非常好；何先生说，他以前读过该书的汉译本，听了老师的话后，就读了原文，发现该书的文字“确实极好，非常之简洁，非常之清楚，非常之明白，很难得的。”关于这位“程先生”，何先生还说：“鲁迅曾回过他一封信，收在鲁迅全集里。” 这段文字——见于该书第86页（虽然从2006年11月的1版2次印本起，《上学记》的文字与初版本相比，就已经稍有变化，但何先生提到“程君涵”先生的这段文字，却都出现在各不同版本的第86页）。

    笔者以前数次读《上学记》，读到此处，留意的只是《格列佛游记》，根本没有想到去了解一下“程君涵”先生的情况。这次阅读时，忽然想起，为何不去鲁迅著作中看看“程君涵”与鲁迅交往的情况呢？但在鲁迅著作中一查，却怎么都找不到“程君涵”，就不免纳闷起来。两天后，突然“灵机一动”：该不会是执笔者把“成”或“陈”误作“程”了吧？于是又去查。结果，在四卷本的《鲁迅书信》中，终于发现了鲁迅先生给陈君涵的信，而且不只一封。

    鲁迅先生最早给陈君涵的信，写于1929年6月21日。当时，正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陈君涵翻译了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即《粗俗的人》），投寄给了鲁迅主编的《奔流》月刊。在6月21日的回信中，鲁迅说：“蒙赐译稿，甚感。我现在看了一点，以为是好的，虽然并未和别的任何译本对照。不过觉得直译之处还太多，因为剧本对话，究以流利为是。”“但登载与否，却还难说。近来的刊物，也不得不顾及读者，所以长诗和剧本，不能时时登载。来稿请许我暂放几天，倘有时机，拟登出来——也许分成两期——否则再寄还。倘登载时，题目似不如径作‘粗人’，其实俄国之所谓‘熊’，即中国之称人为‘牛’也。”（《鲁迅书信（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87-88页）

    6月21日的信发出后，鲁迅知道《蠢货》已有曹靖华的译本发表了，因此在6月24日，又给陈君涵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中说：“日前寄奉一函，想已达。顷知道北京未名社将有一本一幕剧出版（曹靖华），内之《蠢货》，即《粗野的人》，而且先曾发表过，所以先生的译本，不能发表了。稿本应否寄回，候来示照办。”（同上，第89页）

    根据《鲁迅日记》，6月26日，鲁迅将译稿退给了陈君涵。（《鲁迅日记（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140页）

    1929年11月，陈君涵将所译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的中篇小说《鬼沼》（亦译《魔沼》）寄请鲁迅帮助出版。11月10日，鲁迅复信陈君涵，信中说：“前天才收到来信。那一篇《鬼沼》译本，询问数处，均未能出版。因为不知道先生那时的回乡，是暑假还是毕业，所以不敢乱寄。今得来信，知仍在南京，午后已挂号寄上了……”。（《鲁迅书信（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113页）

    根据笔者检索，鲁迅先生给陈君涵的信，见之于《鲁迅书信》的，即此三封。

    《鲁迅书信》和《鲁迅日记》中，都有对“陈君涵”的注释，但非常简要，特别是缺乏其生卒年份。《鲁迅大辞典》倒是给出了陈君涵的生卒年份，不过并不是定论，而是这样表达的：“1910-1937？”（《鲁迅大词典》编委会：《鲁迅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2月版，第606页） 

    从《上学记》中可以知道，何先生的高二，读的是中央大学附中，时在1937年秋至1938年夏，地点在长沙。20年代末就读于中央大学的陈君涵，这时在中央大学的附中教书，一点也不奇怪。应该进一步考证的是，按照《鲁迅大辞典》，陈君涵可能是在1937年去世的；结合何先生的回忆，陈君涵如果是在1937年去世的，那么也只能是在这一年的后半年。当然了，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陈君涵或者是在1937年后的哪一年去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