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慕义与《古史辨》

    “古史辨运动”导源于1920年胡适与顾颉刚关于整理历代辨伪著作的往返通信，最初公开发表的文字是1923年顾颉刚与钱玄同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上的一系列有关古史的讨论。此后刘掞藜、胡堇人、丁文江、柳诒徵、魏建功、容庚等纷纷加入了讨论，有关文本后于1926年由顾颉刚编辑为《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出版后立刻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到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了七册，成为现代中国史学研究最引人瞩目的成果之一。

    《古史辨》第一册正文分为上、中、下三编，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收录了“古史辨派”学者的信件、论文以及与反对派的辩论文字。上编起于1920年11月，讫于1923年2月；中编起于1923年2月，讫于1924年2月；下编起于1923年5月，讫于1926年1月。《古史辨》正文之前有顾颉刚六万字的长篇自序，不仅详细记述了顾本人从事疑古辨伪活动的整个过程，也充分展示了古史辨派作为一个新学术派别诞生与成长的全貌。

    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是《古史辨》第一册中最震撼人心的观点。按照顾颉刚本人的解释，“层累说”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根据他的分析，诸如“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等都是后人的附会，而绝不是可靠的历史。

    古史辨运动在影响国内学术界的同时，也开始向海外传播。据笔者的初步研究，最早的海外传播者是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 Hummel，1884—1975）。1924—1927年，恒慕义在北京工作、进修了三年，和顾颉刚等学者有很密切的交往。《古史辨》第一册是1926年6月11日出版的，同年11月恒慕义就在《中国科学美术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第5卷第5期上撰文予以介绍。

    1929年，恒慕义又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再次撰文，介绍古史辨运动。在这篇题为《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的文章中，恒慕义指出，中国“最近的史学运动之一特色就是，宁可以怀疑的态度，不可以相信的态度来审视那些备受尊崇的最古的经典”。而在这场“疑古”运动中，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第一册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对此恒慕义有如下的介绍：“我们可以意料得到，最先要求研究的是那些堆积最为深厚也是最可疑的古代传说，也就是说，关于中国起源的问题。1923年的《努力周刊》上面，对于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一次论辩，主持这次论辩的人是顾颉刚，他是胡适博士的学生。那时顾先生只有31岁，从未曾出洋留学，可是他一方面接受了本国学术界的最好遗教，另一方面又学会了西洋的种种方法，所以能用最严格的科学精神来主持这次论辩。这些辩论都于1926年收入了著名的《古史辨》一书中。……我们如果要举一个好例来说明现代中国的史学批评，并要纪念中国过去十年中的‘新文化运动’，实在应该把这一本书译成英文。”对于顾颉刚的核心观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恒慕义在文中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书经》的前四篇，一般学者向来认作中国最古的残篇断简，以为至迟作成于公元前23世纪，顾颉刚现在深信它们只是公元前5—前4世纪时专凭揣想而创造出来的。他深信通常所谓‘模范帝王的传说’发生在春秋时代，它的起源是那时代的哲学家，如孔子、墨翟、孟子等所抱的一种热心的期望，他们想用道德代替战争来解决那个时代种种扰扰不安的纠纷。……又那时候缺少文字的记录，恰使人容易专凭猜想，而不是勤勤恳恳地寻求事实，来填满历史里面的缺陷；这正像秦朝焚毁书籍，恰为汉朝人制造伪书提供了极好机会一样。现在顾先生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可以剥去我们以前有关古代中国的各种概念的堆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大禹，不过是最早的文献——《书经》所讲到的‘模范帝王’之一。汉族似在开始迁移到长江以南一带地方的时候，也就是说，差不多在公元前九百年光景，遇到这种关于禹的传说；禹的崇拜现在浙江还很通行，据说禹陵就在那里。至于尧舜，他们的传说在纪年的序次上面虽是较早，但实际上在历史里面出现的时代倒反较迟，似在孔子之后几年。这可以说明一个极重要的事实，就是《诗经》和《书经》除去后人伪造的几篇东西之外，并未讲到尧舜。同样，在纪年的序次上面还有更早的神农，但他的被人知道，实在《孟子》讲到他之后；至于黄帝，是直到秦朝才出现的；中国的始祖盘古则在汉朝以前简直无人知道。”

    《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恒慕义立刻认识到了它的巨大价值，因此决心把全书译成英文，以扩大其在海外的影响。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他只翻译了顾颉刚的长篇自序。恒慕义的译文于1931年作为莱顿大学汉学研究书系（Sinica Leidensia）的第一种在荷兰出版。在说起自己的动机时，恒慕义在《译者前言》中写道：“1926年6月，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出版时，我正在北京，因想将其《自序》译成英文。读了第一册使我觉得它是现代中国学者的工作及态度最好的介绍。中国文化革新的各大问题，西洋科学方法的运用，以及本国固有成绩的继续，无不叙述尽致。同年10月间，胡适博士作了一篇长评，说它‘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说至少这篇《自序》应译成英文。因为这篇不仅是一位中国史家的自述，也是对过去30年来风行中国的思潮最好的评述。到现在还没有人做这个工作，所以我得到顾先生的同意着手译出。本想和1920—1925年间文学革命诸领袖的文章、书札合成一书，但《自序》颇长，又是完整的作品，遂单印了。”

    顾颉刚的自序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从文体上来看也别具一格，特别是和西方的同类作品进行比较更是如此。恒慕义在《译者前言》中指出：“自序这一类的文章，英文没有相当的名词。自序就是作者自述其家世、教育及其知识之发展，使读者容易明白他思想的来源及其工作的缘由。诚然，我们的博士论文也附有关于作者个人生活的叙述，但是太正经简略了，一点儿没有生气。我们还有无数的日记、自传，但是都不像中国人的自序，目的在于说明作品产生的原因。”胡适在评论《古史辨》第一册时也指出了顾颉刚自序的文学价值：“这篇六万多字的自序，是作者的自传，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自传。”（《现代评论》1926年9月4日刊）以前人写的自序，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王充的《论衡·自纪篇》，还是刘知几的《史通·自叙》都比较短，不像顾颉刚的自序这样洋洋洒洒，内容丰富。著名汉学家施瑞奥克（J.K. Shryock）在读了恒译后写下了这样的评论：“《自序》的第一部分描述了作者的教育背景，如果一个美国人想要了解中国人的思想，这一部分是必须仔细阅读的。接下来的部分描述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在文化和价值观念急剧转型时期的思想斗争，引起斗争的原因有时也许很简单，但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真实而生动的。顾先生在文章中还提供了有关中国民俗和宗教的大量信息。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传统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在突然面对西学时的彷徨和转向。读了这篇长文后，我感觉我对顾先生的了解要超过我对不少美国朋友的了解。”（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32）

    恒慕义的翻译工作是1927年返回美国后完成的，但想法则是在北京期间就早已形成。在北京的三年中，恒慕义和顾颉刚有比较密切的交往，从《顾颉刚日记》中我们能找到不少证据。除了日常的拜访、吃饭、闲谈之外，还有1926年7月12日的代读论文：“到华文学校，备演讲质询。……余前作《秦汉统一的由来及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一文，承恒慕义先生完全译出，代予诵之。予往，备听者质询耳。”华文学校是当时为来华的英美人士提供汉语培训的专门学校，恒慕义是该校的历史教员，负责用英文教授中国历史，同时自己进修中文。

    不难想象，恒、顾两人交往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古史辨》，关于《自序》的翻译，《顾颉刚日记》中有多处记载，值得全部转录：

    1926年7月13日：恒慕义先生欲以英文为余译《古史辨》序，日来又为余译《秦汉统一》一文，西洋人方面亦渐知予矣。

    1928年1月28日：芝生（按即冯友兰）来信，谓恒慕义君回美国后，拟将《古史辨》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

    1928年2月1日：与恒慕义书，劝其节译《古史辨》，因零碎材料或为欧美人士所不易理解也。

    1932年10月17日：德坤（按即郑德坤，燕京大学学生）来，看其所译恒译《古史辨自序》之序。

    1934年1月30日：闻刘毓才君言，印度Rahkit君读恒慕义所译之《古史辨自序》，欲作一文介绍于印度学界。

    从日记中我们可以知道，顾颉刚曾就《自序》的翻译给恒慕义写过信，但这些信件均没有收入已经出版的《顾颉刚书信集》。估计这些信件在多次动荡中已经丢失，这是十分可惜的，否则我们可以知道两人交往的更多细节。从上述抄录的日记中我们看到，顾颉刚在1928年2月1日的信中劝恒慕义“节译《古史辨》，因零碎材料或为欧美人士所不易理解也”，这应该也是后来恒只翻译顾颉刚自序，而不是整个《古史辨》第一册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