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复兴的宏论

    正当日本民众凭借顽强的意志和高度的智慧从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三重打击中挺立而起之际，我们十分欣喜地读到大前研一先生《日本复兴计划》一书的中文版。

    大前先生曾长期驻足核工程学领域，有坚实精深的核工程基础知识和研发经验。大前先生写作本书的另一别人无法取代的优势，则是他长年在经营学研究领域耕耘；而关于社会变革，既有宏远超凡的视野，更不乏系统而个性化的经营理念和操作技能。

    本书初版2011年4月由日本文艺春秋社付梓。也许是因出版日期距灾害发生不足两月之故，书中大半篇幅是对福岛核事故及原子能利用管理上的问题所做的分析和展望，在此基础上，作者在本书最后以一章就日本如何复兴这一旨意展开宏论。

    在解说事故原因及消除问题的处理时，大前先生首先便入木三分痛陈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与消极态度，其次也对急救现场所暴露的不得要领的举措和学者同人中理论脱离实际及麻木不仁之辈的言说施以抨击。如此左右开弓后的大前先生，还把批评对象扩展到日本在核能利用的体制和国策上的问题，并对国家一面标榜“无核三原则”，一面通过保存大量核燃料来储备核武装力量的做法呈示了疑虑。

    东日本大地震使日本经受了严峻考验。一年来，日本官民采取种种对策，致列岛摆脱了灭顶的危机。即便如此，至今未至可乐观甚至松懈的状况，全国上下依旧面临诸如灾后重建、事故核电站废弃物处理、灾区清污、复苏断裂的国内产业链乃至实现经济增长等急待处理的课题。在这样的过程中，民主党政权虽在救灾考验中以其诚意和努力在民众中勉强获得了合格分数，但如以更高标准衡量，其执政能力遭到普遍质疑，也是事实。大前先生正是基于这种民众对政府甚不信任的社会背景，提出他的复兴日本计划：“第一，实施道州制，让地方繁荣起来；第二，改变日本人的精神面貌。”

    大前先生提起的道州制，实质上就是把现在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变为道州联邦制国家，通过这个国家统治机制的改变，使国家今后不再由中央政府掌舵，而是让各个道州组成的联合体来决定日本的走向，同时增进国家进步的活力，从根本上避免因中央政府的不作为和无能引致的风险。显然，大前先生所提示的道州制，并非公共管理学范畴的小政府大社会，而是旨在进行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再分配的弱中央强地方模式。道州制的道也好，州也好，其名均起源于中国西汉与唐代的地方行政制度。道州制改革的基本意思是将现行的一级行政区划都道府县改为道州，并使道州成为比都道府县更为广域的新行政区划。而在日本史上关于道州制的议论实由来已久。较早的道州制论甚至可推至明治时代，当初在北海道地区废三县而设道厅的行政机构改革就是道州制论的很好实践。至昭和年间，田中义一内阁下的行政制度审议会曾提出将全国分设为6州的“州厅设置方案”。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围绕道州制的议论越发盛行。2006年，作为内阁总理大臣咨询机构的地方制度调查会就施行道州制，提出“9道州”、“11道州”、“13道州”三种方案，即通过把现有的47个都道府县的一级行政区划的地位让位于9至13个道州，使得中央政府除外交和军事以外，向地方政府让渡更多的行政权，实现强化地方自治和增进国家整体活力的目标。但这些充其量还只是构想中的方案。并且，从日本舆论动向来看，虽然公众多数赞同强化地方分权，但反对施行道州制的意见也占了六成以上。在这里，似乎道州制和地方分权分别成了名与实的象征，而日本多数民众在取名还是取实这一问题上，似和大前先生的价值取向尚存一定的差异。

    大前先生构想的日本复兴计划的另一支柱，则是前述之改变民众的精神面貌。实际是指培植国民的自立性。而这个自立性又被单纯明快地解释为不依赖政府，因为“国家的不作为已经是明摆着的事”，所以只有“改变个人的精神面貌，通过自我复兴和自救来获得生存”。也许这才是大前先生为日本复兴所寻觅的根本路径和精神基础。

    日本经天灾核祸的惨重打击，已大伤元气，此话虽不假，但问题是，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否果如大前先生所言，已沦为丧失自信心和奋斗意志的国民了？从不久前内外媒体传递给我们的日本抗震救灾图像来看，笔者以为恐难以苟同。因为映入世人眼帘的多数，是在困境下怀持愿景，并以世所罕见的自立自律精神艰难抗争着的日本人群像。而当下日本所遇的灾难再重再大，相较于这个民族在公元6世纪的大化改新、19世纪中叶的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后重建列岛前夕所遇的危机，根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