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不快乐的写作

    日前，梁晓声思想随笔集《中国人，你缺了什么》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录了梁晓声1993到2013年二十年间思想随笔43篇，其中《当“交管”撞上“人文”》等作品是第一次结集出版。作者在书中追问中国，思考社会，其平民立场和人文情怀贯穿始终。

“我关注底层，因为我就出身于底层”

    相比于时代，梁晓声更关注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文化知识分子通过人的命运来诠释人和时代运动的关系，这一点和政治家、军事家们是不一样的。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个战争片，一个军事家在指挥战争的时候说，‘我们要准备做出五万人的牺牲’。这里的‘五万’只是一个数字，但是如果具体到现实中、具体到每一个人，具体到他的亲情、友情，我们感受到的东西就截然不同了。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这个意思。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在谈问题时也是如此，他们说的都只是数字。理论家会把事情上升为概念，但是知识分子、尤其作家这种特殊动物，肯定是透过具体的人来看时代。比如法国大作家雨果，在大革命的背景下写出冉阿让、芳汀这么具体的人。”

    梁晓声说，自己生活中接触的人大概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知识分子和官员，相交其淡若水；第二种是与自己感情重叠最多的，中学同学、知青战友、左邻右舍。或许自己早已不是底层，但“他们就是底层，我跟他们的关系不可能剪断”。

写时评，不快乐

    梁晓声一直都在用两支笔写作。“小说是虚构的文本，作家通过这种文本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可是小说作品只有喜欢读小说的人才能看到。我的第二支笔写了大量的非虚构类文章，每当看到一个现象就写文章发在报上，时效性非常强。也许今天发表了，明天就扔在废纸堆里。可它至少传播了一次。”

    一个作家不可以局限于情绪写作。

    梁晓声说，世界上有这样一类人，“只要我过得好，国家和世界的每一天都是晴朗的；如果我过得不好，整个世界都该受到诅咒”。可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看待事物一定要超越个人感受。“如果一个写作的人看到了贫困、疾苦而没有感觉，那他还写什么呢？作家不可能只是讲故事给你们听的人。”梁晓声要求自己不限于“摆平书桌，进行虚构”。由于从少年时代起就深受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影响，他坚持不断写时评，为底层发声。

    可他又说，自己将不得不选择独善其身。“我做了，也只能做到这样了。写时评不快乐、不愉悦；又要面对媒体，回答各种各样的提问。无论问答，双方都在顾左右而言他，我们其实心知肚明问题在哪里、症结在哪里。曾经我乐于看到自己的博文发表后短时间内就有数十万的点击率；近来却常常想，发一大堆文章，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梁晓声“还会写时评，但只在日记里写，不会再发表了”。

做不到无动于衷

    写过《郁闷的中国人》《忐忑的中国人》，落笔犀利而鞭辟入里，梁晓声说，自己也会有郁闷和忐忑，有时甚至比较严重。面对媒体的很多消息，梁晓声都无法做到无动于衷。常常会想：吃的东西安全吗？生活的环境有保障吗？

    “看到蔬菜，我们都知道有洗不掉的农药。多泡一会儿再吃就可以了吗？听人说，连树都中毒了。为什么？因为连那片土地都是有毒的。我们还能说什么？不要那片土地了吗？不仅不能不要，还得继续上化肥。作为礼品送来送去的茶叶，不打农药能行吗？”

    “难道我们每个人都得成为识别专家吗？”

    “夜深人静，我曾经想象自己是国家领导人，但若让我对这许多的社会问题拿出解决办法，我只会觉得无可奈何。想得难过，就点上一支烟。生逢此时代，任何个人、包括上帝本人都不能在短时间内，让这个世界变得顺心一点。一百多年前，全世界人口才16亿，如今的中国差不多拥有彼时全球的人口数。虽然实行计划生育，还是差不多每年会生出一个德国。更不要说计划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不以自我为中心。”

    “中国人，你缺了什么”，梁晓声说，自己不是在问普通百姓，因为根本不需要问，他们缺的首先是房子和钱。这个“人”，指的是知识阶层、人民公仆。（本报记者  郭  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