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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国现代剧作家乔治·伯纳德·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但对他对世界戏剧的贡献和对他的历史定位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语学术界大多会把“现实主义剧作家”的标签加到他的头上，把他的创作意义限定在“揭下绅士的假面”的社会批判性方面。在20世纪20—50年代，这样的定性为他在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声望。时过境迁，最近二十多年，随着现代主义文学被“恢复名誉”，与现代主义文学处在同一时期的萧伯纳戏剧，还顶着“现实主义”的名签，无异于标示它已经落后于时代。于是，这位在欧美戏剧界、文学学术界地位崇高的剧作家，在当代中国的各种外国文学史教材中失去了应有的席位，在学术研究中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从20世纪初驰骋西方剧坛到现在，在西方，萧伯纳一直作为戏剧家、评论家、小说家、演说家、散文家为人评说。有人把他比作伏尔泰，有人把作比作约翰逊博士、托马斯·哈代、乔纳森·斯威夫特，等等。1932年，H.W.莱文森（Nevinson）在《观察者》（Spectator）上撰文称，“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能发现人们在为萧伯纳而展开激烈的争论……在每一块文明之地，我都曾听见‘萧！萧！萧！’的呼声。他的名声的确是世界性的。”莱文森的文章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国对萧伯纳的接受和赞誉。
德国的评论家称萧伯纳为德国舞台上的君王，他的剧作在德国的演出场次超过了德国著名的剧作家霍普特曼。1903年萧伯纳的《康蒂妲》在美国纽约一地就上演了150场；1920年，《伤心之家》在美国演出达5个月之久。以H. L. 门肯（H.L.Mencken，1880—1956）为代表的萧伯纳研究专家也不断出版专著介绍萧伯纳的作品，不少大学还开设了专门的课程研究萧伯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就上演了不少萧伯纳的作品。1910年，莫斯科出版了萧伯纳文集九卷本，1911年又出版了俄语版萧伯纳文集十卷本，这些作品滋润着一代代俄语国家读者的心田。在萧伯纳作品风靡世界各地的同时，中国的文化先驱们也早在1915年就开始向国人绍介萧伯纳。
二
1915年11月的《青年杂志》1卷3号上，陈独秀在他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称：“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二流。以其实现于剧场，感触人物愈切也。……剧作名家若那威之易卜生，俄罗斯安德雷甫[L.N.Andreyev,今尚生存]，英人王尔德、白纳少……皆其国之代表作家，以剧称名于世界者也。”胡适在1916年12月《新青年》上的《藏晖室札记》中再一次提到：“自伊卜生（Ibsen）以来，欧洲戏剧巨子多重社会剧，又名‘问题剧’（Problem Play），以其每剧意在讨论今日社会重要之问题也。业此最著者，在昔有伊卜生（挪威人），今死矣，今日名手在德为赫氏，在英为萧伯纳氏（Bernard Shaw），在法为白里而氏。”
从以上引用的两段评论不难看出，在五四时期，中国评论界大都认为萧伯纳在创作方法和创作思想上继承了易卜生的衣钵，是易卜生的影子。《新青年》力求更多地向国人介绍一些萧伯纳的情况，其1918年6月出版的第4卷上登载了特别启事：“英国萧伯讷（G. Bernard Shaw）为现存剧作家之第一流，著作甚富。本社拟绍介其杰作于国人，即以十一月份之新青年为‘萧伯讷号’。拟先译《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巴伯勒大尉》Major Barbara及《华伦夫人之职业》Mrs. Warren’s Profession三剧。海内外学者如有关萧氏之著述，请迳寄本杂志编辑部为祷。”但遗憾的是，这一期专号未能与读者见面。萧伯纳对中国读者始终是个谜，很多人羡慕他的名声攀附他的声望，但对他作品的复杂含义往往是一头雾水。人们把他往自然主义上靠，往易卜生身上拉，后来又是“揭下绅士的假面”，强调他的社会批判性，但都仿佛是隔靴搔痒，讲不到实处。
1921年，中国话剧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萧伯纳的剧作《华伦夫人的职业》在上海上演，可这次演出是失败的。这也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将原汁原味的西洋话剧搬上中国舞台的尝试。导演汪仲贤和其他戏剧家后来总结这次演出失败的教训时都谈到除了剧中所涉及的英国文化不为观众所熟悉、演员的演技不专业以外，中国观众养成的观看以歌舞成分为主的戏曲的习惯也妨碍了他们对以说话为主的西洋话剧的接受。尽管1921年《华伦夫人的职业》的首演最后只剩下四分之一的观众，但萧伯纳在中国的影响可更大了。茅盾当时是这样评论萧伯纳的：“萧氏剧团之体凡三变：初为发趣之喜剧，继为半严肃之仿易卜生体。……第三期由全为严肃体。语皆辩才无碍，理皆哲玄。”可见20年代萧伯纳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主要被看作正义的追求者和弱者的代言人，而他的戏剧艺术并没有多少人专门研究。萧伯纳揭露社会时弊的早期作品不断被人引用，他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与中国士大夫的形象十分契合，他丰富的新思想启发了许多知识分子。不少评论家将萧伯纳定位为具有极强的道德感、正义感同时才华横溢的作家，萧伯纳在中国开始了逐渐被神圣化、崇高化的过程。
三
1933年萧伯纳乘英国“皇后号”大船周游世界，2月12日到香港，17日到上海。萧伯纳与太太本是途经香港，顺便玩玩。可中国的不少文人、报人借这位大文豪到来之机，大发宏论，很快就形成了“颂萧”“倒萧”两大阵营。鲁迅以左翼文坛盟主的姿态一下子写了四五篇关于萧伯纳的佳文，然而，在五四时期，鲁迅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萧伯纳的只言片语。可对易卜生他却是推崇备至。他是中国最早的易卜生介绍者，在写于1908年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激赞易卜生《人民公敌》等作品中主人公的自由精神、独立意识和捍卫真理的大无畏品格。在发表于1925年2月23日《语丝》上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还把易卜生与卢梭、托尔斯泰、尼采并列，称赞他是“轨道破坏者”。
可到了1933年，鲁迅在萧伯纳和易卜生之间分出仲伯了。其实，鲁迅是对易卜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写于1928年的《〈奔流〉编校后记(二)(三)》中，鲁迅在纪念这位“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的勇士的同时，提到易卜生晚年的妥协：他“名成身退，向大众伸出和睦的手”。鲁迅主张永不妥协的战斗，这自然令他对易卜生不满。
1933年2月17日萧伯纳到达上海后，鲁迅应邀参加了宋庆龄女士为萧伯纳举行的一个小范围的欢迎午宴会。当时在座的还有蔡元培、宋庆龄、林语堂、杨杏佛，史沫特莱等。鲁迅与萧伯纳进行了简单的交谈，下午两点钟左右，鲁迅、蔡元培、杨杏佛陪同萧伯纳参加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萧伯纳在记者、文士的包围中自顾不暇，鲁迅站在场外静静地看着，等待着记者、交际明星、“文学家”迎候名人闹剧的结束。1933年3月1日，《论语》第12期刊载了鲁迅题为《谁的矛盾》的文章。文中鲁迅嘲笑记者的无聊，硬要从萧伯纳身上找些话题，还要指责萧伯纳的自相矛盾，如说他有钱，同情社会主义，为什么不把钱给穷人，为什么不去做工等，要从他身上找些幽默、讽刺，故意问些无聊的问题。萧伯纳的机智回答，常常成为各派报纸竞相登载的独家消息和花边新闻，鲁迅认为这样浅薄的报人行径，侮辱了萧伯纳，不可能真正理解萧伯纳，他说这些报纸记者“唠唠叨叨、鬼鬼祟祟”。
冷眼旁观的鲁迅主要记载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萧伯纳的接受。从史沫特莱的记载中则可以看出萧伯纳在上海短短一天的访问是很愉快的，他那些引人思考、充满智慧的谈话常常语惊四座：“外面的形势很紧张，我们都随时有可能被中国的法西斯抓进监狱。……萧说如果他被中国的法律审判，被关进封建的监狱里，他的费边主义理想就可能会崩溃，然后他就可能变成一位革命者。……宋庆龄笑得很厉害，最后还拿出手绢擦眼泪。”萧伯纳的夫人夏洛蒂对中国之行也充满了好感，在给艾斯特夫（Nancy Astor，1879—1964）的信中，她对中国的赞誉之词溢于言表：“我已经爱上中国了。……中国真是太好了！在这里我很自在。……我原本就属于这里！”
后来，鲁迅在瞿秋白编译的《萧伯纳在上海》的序言中，进一步指出萧伯纳到中国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所谓绅士、小报文人无操守、浅薄无聊的嘴脸。在日本改造社的特约稿《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鲁迅直截了当地说：“我是喜欢萧的”。在写于1933年8月23日的《“论语一年” —— 借此又谈萧伯纳》中，鲁迅再次深入论述了萧伯纳的批判性。他说：
莎士比亚虽然是“剧圣”，我们不大有人提起他，五四时代介绍了一个易卜生，名声倒还好，今年绍介了一个萧，可就糟了，至今还有人肚子在发胀。
……
他们的看客，不消说，是绅士淑女居多。绅士淑女是顶爱面子的人种。易卜生虽然使他们登场，虽然也揭发一点隐蔽，但并不加结论，却从容的说道“想一想罢，这到底是些什么呢？”绅士淑女们的尊严，却也有一些动摇了，但究竟还留着摇摇摆摆的退走，回家去想的余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后，想了也未，想得怎样，那就不成什么问题，所以他被绍介进中国来，四平八稳，反对的比赞成的少，萧可不这样了，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装，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这时候，能笑的就只有并无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这一点上，萧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
鲁迅又一次指出易卜生在社会批判的彻底性上不及萧伯纳。萧伯纳蔑视一切权威，对上层社会嬉笑怒骂，“撕下一切假面具”，是鲁迅心仪的。鲁迅对萧伯纳与易卜生的比较多半只是基于萧伯纳的部分作品，确切地说，主要是《玩偶之家》与《华伦夫人的职业》的比较。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中说过他对萧的喜欢“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鲁迅读过多少萧伯纳的作品也着实不好统计，但至少他若读了《伤心之家》、《人与超人》、《圣女贞德》、《千岁人》等作品，他会修正对萧伯纳的简单概括。
而纵观鲁迅对萧伯纳的所有评论，从1925年在《忽然想到·十》中第一次谈到萧伯纳，到1933年后多次谈到萧伯纳，他的重点都是强调萧伯纳的批判性和为“下等人”说话的勇气，而没有系统地把萧伯纳放在萧伯纳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加以考察。他一味地夸大了萧伯纳剧中，包括易卜生剧中与五四精神契合的部分及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合拍的地方，忽视了萧伯纳的整体性。我们并不是借此斗胆评说鲁迅先生的功过，任何一个读者对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何况鲁迅从未说过自己是萧伯纳研究专家。但在不少人的脑子里，萧伯纳的确已被贴上了无数的标签，诸如：反帝国主义者、讽刺挖苦资产阶级的斗士、社会问题剧作家、喜欢说教的牧师，等等。
20世纪20和30年代，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用戏剧教育民众、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诉求在萧伯纳的作品中找到了知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萧伯纳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认可的来自帝国主义世界的伟大朋友。1956年，我国举行了纪念萧伯纳诞辰100周年、易卜生逝世50周年的活动，活动包括展览、萧伯纳作品出版和演出等。7月26日，北京饭店的会议厅举行了庆祝会议，当时文化艺术界的名人茅盾、夏衍、郑振铎、田汉和梅兰芳等都应邀参加了会议。萧伯纳生前的好友、爱尔兰国家剧院导演列侬科斯·罗宾森（Lennox Robinson）专程来中国参加庆祝活动。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条刊登了关于庆祝会议的报道。为了配合庆祝活动，1956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的《萧伯纳戏剧集》，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译本。另外，北京演出了《苹果车》和《华伦夫人的职业》的片段，上海演出了《武器与人》的片段。从此以后，萧伯纳戏剧的正式演出一直到1991年才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但萧伯纳所著的反对帝国主义、揭露资本主义的各种政论文章，包括他的一些格言警句常常出现在不同的报刊上。萧伯纳成了冷战时期来自西方阵营内部支持和同情社会主义的声音的代表，受到中国及其知识界的广泛推崇。但遗憾的是，直到1991年，萧伯纳的戏剧作品除了1921年上演的《华伦夫人的职业》以外，一直没有第二部作品被完整地演出过。1991年，英若诚翻译和导演了萧伯纳的《芭芭拉少校》，1991年6月1日《芭芭拉少校》的首演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行。相隔70年后，萧伯纳的戏剧再次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并受到了文艺界和观众的普遍欢迎。萧伯纳戏剧的丰富性更为大家所认识，他不仅是有勇气说真话的社会批评家，同时也是有深邃思想的哲学家。
四
单就对戏剧的贡献而言，在19世纪90年代，萧伯纳把英国戏剧带回到观照现实的道路上，堪称英国现代戏剧的先锋和英国的“观念剧”之父。他追随“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的创作理念和技巧，坚持戏剧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人类命运的创作原则，把肤浅的伤感和浪漫贬为虚假，对愚事恶行总是予以真诚而有力的抨击。
萧伯纳弃绝了激情和感伤，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尤金·奥尼尔，也在全神贯注地关注着周围的人群，理性地展现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在德国，布莱希特更是直接承接易卜生、萧伯纳传统，探索人在社会中命运的沉浮，呼唤人类变革社会，以期扭转乾坤。在英国，从“愤怒的青年”的剧作，到哈罗德·品特的作品，都能看到萧伯纳的影子。在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萧伯纳被视为旧秩序的破坏者和新秩序的建设者。萧伯纳继承了易卜生又指引了布莱希特，推动了20世纪戏剧的理性转向，对许多国家的戏剧发展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萧伯纳及他所在的年代已离我们渐渐远去，但他丰富的思想剧揭示了人生百态，他睿智的讨论提供了思考的乐趣，而他那与生俱来的喜剧才情所传达的豁达和洒脱总能让我们对人类的进步和理想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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