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现代人看的中国哲学

    自胡适先生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来，有关中国哲学的导论或教材便层出不穷。其中影响力较大和广受好评的有：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简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十九讲》、蔡仁厚的《中国哲学史》与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等。

    胡适先生的“大纲”是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其创举与缺陷自不必多说。而后面列举的这几本著作都有着因时代局限而造成的种种遗憾：钟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驳正了胡著的许多错谬，也是首部以中国方式解读中国哲学智慧的名作，但“中国味儿”过浓，缺乏对概念与问题的必要梳理与厘清，因此并不适合初学者、西方人以及现代国人阅读。冯著“中哲史”则是目前为止影响力最大的相关著作，但因其“新柏拉图主义”与“新实在论”的立场而有“旧瓶装西洋酒”之嫌。类似冯著这种“观念先行”的问题也出现在牟宗三的著作中。而任继愈的作品，则因意识形态原因而遭到先大起后大落的命运。新近的一些台湾作品，如蔡仁厚与劳思光的“中国哲学史”则广受好评，但也存在一些遗憾。

    比起上述诸作品，新加坡赖蕴慧博士的这本《剑桥中国哲学导论》则有着三条不可替代的优点。

    首先，它汇聚了近几十年来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成果。

    在探讨中国古代哲学的问题与概念时，赖著总会把它们对当代相关论争的启示揭示出来。而在中国大陆本土的教材中，你很难找到对外语世界中国哲学最新研究的引用。原因是，中国学者普遍缺乏用多种外语与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对话乃至论辩的能力，久而久之大陆中哲界越来越像一个自说自话的小圈圈。在这种情况下，将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成果融入对中国哲学的导论作品中，就成了在新时代促进东西方学界就中国文化而展开对话与合作的基础。

    对于一些复杂概念和问题的探索，赖著并不吝啬对于当代研究成果的引用和梳理，要么得出综合性的结论，要么将问题的复杂性呈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思考。例如，在论述儒家的核心概念之一“礼”时，赖著就参考并引用了Henry Skaja、德效骞（Homer Dubs）、杜维明、信广来等多位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观点，给读者带来一个全面且富有弹性的解释：礼既可以指中国古代的行为规范条文，也可以指这些条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例，还可以指古代的宗教活动以及宫廷庆典仪式；礼根据一个人在特点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来制定出不同的标准以规定得体的行为；礼还具有审美的向度，它把礼仪风度引入了人际交往。另外，礼不是僵化的行为规范，而是体现在活生生的情境中的智慧；礼是不同于法的另一种治国之术，它鼓励正面的行为，与法互补，共同服务于社会-政治秩序；礼与乐紧密相连，两者共同包含技艺与情感的层面；礼与仁具有辩证关系，相待互依密不可分：二者中的任何一个单独就其自身而言毫无意义。

    其次，它运用了西方哲学的分析理念。

    何谓分析理念？这可能要从分析哲学的传统说起。分析哲学这一当代英美哲学的主流范式，在起源时强调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来澄清思想。因此自弗雷格、罗素始，分析哲学家以纯粹逻辑的观点来分析语言的形式，并以此研究现实和语言的最终结构。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以数理逻辑分析语言的方法不再为绝大多数英美哲学家采用，“分析理念”则逐渐转化成一种风格：强调概念的明确性和推理的严密性。因此，在哲学论文和著作中，“分析”首先体现在对概念的澄清，其次则体现在论证的条理化。

    赖著自觉运用“分析”的理念，专注考察各流派的概念、主题、推理与论说方法。因此，我们可以说，赖著在中国语境下，以“分析”之方法，考察哲学所普遍关注的一系列论题。可是，它的优点不仅如此。与大陆早期一些教材不同——它们强行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框架往每个古代哲学流派的头上套，任何学派都要分出个正确还是错误、先进还是落后来——赖著在落实“分析理念”的同时，仍以各流派自己的治学倾向和关注核心作为展开论说的自然依据，这一点令人信服。

    例如，在论述“法家哲学”时，赖著将分析理念发挥到极致。由于法家思想是一个论述社会秩序、政治权威和官吏体制效率的庞大体系，与其相关的文本、成员及其性质与特征本身就是不甚清楚的。因此，从小处（即对法、术、势三个概念的细致分析）入手，接着根据韩非综合商鞅、申不害与慎到学说从而形成全面体系的事实来总结出韩非的核心论说，最后考察法家与儒家在人性、民、善人与善法、臣等话题上的争论，赖著借助层层分析得以描绘出一副完整的法家思想地图。

    再次，它运用了比较哲学的研究方法。

    所谓比较哲学或哲学比较，就是以哲学的自我认同为基础，以不同哲学之间历史的和现实的对话与融通为目标，展开哲学研究和哲学创新的方法。哲学比较既包括不同民族的哲学、不同哲学派别的哲学和不同哲学家的哲学，以及不同哲学家的不同哲学概念、命题和思想的共时性的比较，也包括同一民族、同一哲学派别、同一哲学家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上的哲学概念、命题和思想的历时性的比较，还可以包括相同或相似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意义变化之比较。

    可是，自中西哲学比较得以诞生之日起，西方中心论就成了这一比较得以展开的先验视域。胡著和冯著均难以幸免于此。然而我们眼前的赖著却可以成功避免有关西方中心论的指责。虽然，此书作者赖蕴慧博士也是西学背景出身之人，对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与问题意识十分熟稔，带着这样的背景来考察中国哲学却并不把中国哲学生硬地套入西学的框架，任其扭曲或僵化，这是十分难得的。它依靠两点达到此目标：第一，它不以西学之是非标准作为评价中学理论之是非的标准；第二，它不以西学的主题解构和颠覆中学所固有的主题。

    赖著将多层次的比较哲学方法——即：历时比较、语义比较和共时比较——带入这部导论中。关于共时比较，赖著在论述中国哲学时，总是会配以西方相关的哲人和学说来展开比较，目的是增进西方学生和现代人的理解。例如，它把墨子和霍布斯有关自然状态的假说放在一起；把孟子和柏拉图有关情感同道德考量之区分的话题放在一起，等等。虽然这些比较并没有展开，但它为有心人的进一步发挥留下足够的空间和线索。

    以历时比较而言：它关注各学派及其问题在历史上的独特性及其发展变化（在第十一章论述中国佛教时表现最为明显），注重作者的社会背景以及哲学家发展论说的不同角度，以此展开古典与现代、彼时与此时的纵向比较与对话，尽量以今人之眼光同情地看待古人之智慧，并伴之以古人之眼光批判地看待今人之现实。

    再以语义比较而言：赖著充分认识到，对于同样一个概念，中文与英文表述存在巨大差距，而且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在表述时也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像“仁”、“义”、“法”等概念，不能简单地按照现代汉语或英语翻译来理解，因为现代汉语已经西化，而英语则没有完美的单独语词可以对应。尤其是一些合成词就更是如此，比方说道家的“自然”。对此，赖著写道：

    “自然”常常译作“nature”，用来指自然界的各个方面。这种意义上的“自然”相当于古希腊词中的“physis”，后者指各类自然存在及其关系。自然界意义上的“自然”突出了自然主义的视角。根据这一理解，道更接近于自然界（貌似）自发的事件而非人世间人为的造作。

    可是，现代汉语中的“自然”与道家所言的“自然”真是一个“自然”吗？道家的自然与西方哲学中的nature或physis真是一个意思吗？显然，赖著对之前的中西比较哲学在这个概念上的理解产生了质疑。中国古代没有“自然”或“自然界”的概念，与其勉强可以相对应的概念是“天地”。因此，若从“天地”的角度看来，《道德经》并没有明确表示珍视自然环境的意思，相反，它却对此持有冷漠的态度。另外，由于中国古代没有自然或自然界的概念，以现代西方的自然主义或环保主义来形容和描述道家学说，显然会出现很大的偏差。于是，当老子讲：“道法自然”时，不是说道会效法大自然或自然界，而是说道自己如此。因为，自-然是两个古代汉字合成的，指自己如此。这时候，按照西方哲学或现代哲学，“自然”就应该被理解或翻译作“自发性”（spontaniety）或“自身如此者”（what-is-so-of-itself）。赖著对这种理解给予了肯定，并认为它符合道家的自我观：在环境条件下自由表现自身。

    总之，赖著《剑桥中国哲学导论》是在现代语境下根据中西哲学所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和普遍采用的讨论方式，来重新考察和理解中国哲学的佳作。虽然它只探讨了儒、墨、道、法、名、《易经》、佛学这七个方面，但它却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哲学的内涵和特点，方便读者与先贤直接对话。

    另外，它不光是一本推崇和宣讲古典中国哲学的教科书，因为它在充分展现中国古典智慧的独特之处与其优点的同时，也大胆暴露了中国哲学轻视论证等缺点，并给出了相应的批判或补充。虽说导论在于引领读者入门，但作者并不回避中国哲学问题与文本的难度，因此在关键处总会留下线索，以供有心的读者继续追索。

    由于该书内容丰富，鄙人的介绍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还请读者能够自行评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