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官瘾

    古人“学而优则仕”的说法至少表明了对于“学”的这样一种态度，即学是大可不必自始至终的，相比于学，“仕”才是人生最高的目的。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果不是因为只有读书才可以当官，想必读书是根本不会被视为万般之上的。说到实处，地位最高的还是当官。即便没有什么当官的希望，但做个读书人多少也能算是个安慰。大概基于这个原因，结果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个书呆子。

    书呆子其实就是多余人，因为他读书本是要为当官的；当不上官，所以只能越读便越郁闷，越读便越发呆。所以，中国自古就有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牢骚和感慨。可见，在中国，读书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行当。当然，也并非人人都不想当纯粹的读书人，事实是封建统治者始终就不允许有这样的人存在。不然的话，他们也就不会动辄要操起生杀大权导演一场“焚书坑儒”抑或“文字狱”这样的惨剧来了。

    说来，知识分子可能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应该就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权利；然而，历史上的中国人又何曾有过这样的权利？历史惯性汇聚而成的集体无意识力量是极为可怕的，它不仅导致了中国读书人悲惨命运的执拗延续，而且也让一些知识分子落下了戒不掉的官瘾。不难发现，尽管随着历史文明的艰难进步，我们似乎终于有了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可属于这一阶层的人们好像都并不怎么看重自己的独立性。就拿许多大学教师们来说吧，仅有教学和科研明显还是不够过瘾的，要是再能当上个一官半职的那才称得上圆满。当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就很为不少教授都有这样的欲望而恼火。他以为这样的风气实在是大学的灾难，于是开始着手实施新政加以整治，直到教授们都再也不以有个行政官衔为荣才算作罢。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那个时代另一位让我景仰之至的教授费巩先生。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费巩当时执教于浙江大学，正值兵荒马乱的年月，学生们的求学之苦让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故不得不经常上书校长，以求对学生们最大限度的保护。校长是竺可桢，有感于费巩的仗义直谏和关心校务，便力劝其出任校训导长一职。对于这种行政职务，费巩本来就颇为不屑，更不忍为它牺牲掉宝贵的读书写作时间，所以坚拒。但终碍于竺校长的苦口婆心和为那些不幸的学子们所虑，经过好一番犹豫，费巩最后还是决定应聘。对此，他在日记中这么写道：“校中看不惯之事太多，一向只有愤慨痛恨，至多以个人之势力求稍补于万一。今既征聘及余，以全校学生之幸福托之，正可要求便宜行事之权为种种改革，以申其夙志，则虽牺牲亦觉值得。”后在校方答应他不入国民党、不领训导长薪俸这两个条件之后，费巩才接下了浙江大学训导长兼主任导师的聘书。但上任后需要发布有关通告时，费巩总是坚持这样签署上自己的名字：“政治学教授费巩兼摄训导长”。显然，在他的心目当中，自己的教授身份永远是第一位的。接下来的事实证明，由费巩教授担当其训导长的浙大学子们的确是有福了。

    今天的中国高校数量比费巩那个时代多了不知有多少倍，可要想找到一个费巩这样的教授却并不比大海捞针容易多少。愈发强烈的官瘾，归根结底不外是谋一己之利的冲动使然。谁都知道，今天的中国高校比过去绝对是富有多了，占有的利益资源也是过去所不敢想象的，职务的津贴更是令过去难以望其项背。行政职位越高，也就意味着所能享受的资源和好处越多，比如拿项目、高待遇、获大奖、出国游等等。1980年代的中国大学教授们对于行政职务还不像今天这么趋之若鹜，原因其实很简单，彼时尚没有此时这么多的利益诱惑而已。

    当然，除了利益，还有一贯的历史地位问题。大学行政办公楼里的某一个科长或是某一个处长，因为比教授要有权力，可以在很多方面都能管着教授，自然显得总要高出其一等来。大学固然不是官场，然而官场的习气在中国的大学里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也便难怪，如今一些学者们在介绍自己的身份时，可以不提教授或者研究员，但什么院长、所长或主任之类的头衔是一定要挂上的。呜呼！今费巩教授当年最羞于做的，竟被某些人当成了无上荣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