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四访浙江

    顷读黄苗子《世说新篇》，其中所述正是所谓已经离开我们的文化人的“新世说”，此间种种，以后概难一睹矣。

    却说苗子先生所述，于笔墨酣畅之余，略有疏误，如述及往昔之“浙江书法大家”，有弘一法师、马一浮、余绍宋以及熊十力。熊十力系湖北人，当不宜阑入“浙江书法大家”之人选。不过，苗子先生所以会有此一“笔误”，想也不无原因，笔者曾看到当年熊十力在杭州期间的一些信札，其文墨不拘一格，正是其人性情的表现，当然了，在书法圈子中的人士看来，大概就属于“墨猪”之类了吧。

    1927年春天，43岁的熊十力在完成了《唯识学概论》的修订和印行之后，来到杭州疗养，当时与他结伴的是另一位“湖北一怪”和“九头鸟”的严重（即严立三，北伐名将，曾在上海“四一二”反共政变中放走了周恩来，此后他辞去国民党独立师师长一职），他们合住在西湖边的法相寺。期间，也是哲人的梁漱溟由陈铭枢陪同赴杭州的南高峰与熊十力等会面，在南高峰，熊十力与严立三、张难先、梁漱溟、陈铭枢等聚会畅谈，他们感叹时局的纷纭，又相与叹息人材的凋零。当时熊十力身体仍然很不好，每每半夜大咳不止，病中的他不能执笔撰文，但仍勤于思索。当时他主张万物一体、万物同源之说，认为西方现代哲学家博格森从生物学上求同源，而他自己则直接反求于内心，遂见得此意。此后，熊十力改住在西湖孤山的广化寺，当时他的生活来源多承蔡元培的关照，教育部也让北大给他一个名义，每月发薪二百元，以资日用。几年之后的1930年，熊十力又来到杭州，这次他结识了“杭州瑰宝”的马一浮先生。翌年，张难先主政浙江，“湖北诸怪”的熊十力、严立三、石瑛等也寻迹来到杭州，他们在西湖论学，并相互砥砺廉洁等。也就在1932年，熊十力在杭州完成了他哲学体系的建构——《新唯识论》终于印出和问世了。

    数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熊十力也在动乱中迁居至后方的西南。1942年，熊十力在重庆北碚时期曾有一个机会到官办的大学去办一个哲学研究所，可是他拒绝了，因为他一向主张学术在民间而不要官办。当时他还与居正、陶希圣、郭沫若、贺麟、唐君毅等相与问学和探访，并与方东美、太虚、冯文炳（即废名）、蒙文通等相互问学。也是这一年，熊十力还一度来到流徙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讲学，期间他与浙大谢幼伟、张其昀、张荫麟等教授结为文字之交，当时留学西洋回国的哲学家谢幼伟十分欣赏《新唯识论》，认为可与英国哲学家布拉德莱会通。当时浙大的张其昀和谢幼伟等联络后方学人出版有《思想与时代》的战时刊物，这是战争中大后方十分难得的一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期刊，在这份由浙大学人主办（张其昀、张荫麟等）的《思想与时代》的杂志上，熊十力先后发表了《论体相——答梅居士》、《论玄学方法》、《儒家与墨法——致张其昀书》、《谈生灭——致谢幼伟书》、《答谢幼伟论玄学方法》等论文，该刊还刊登过谢幼伟的《熊着〈新唯识论〉》、《答熊先生论玄学方法》等。1943年元旦，《思想与时代》杂志出纪念专号悼念张荫麟逝世，熊十力也发表《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一文，他以张荫麟为例，认为哲学与史学应兼治而赅备等。

    战后的1948年2月，熊十力再度赴杭，那是他应聘到复员后的浙大讲学，这是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哲学系主任谢幼伟聘请的。当时张其昀、谢幼伟以及文学院教授郑奠等还出资为熊十力在文学院附近辟园筑屋，这仿佛是当年西湖边俞曲园的众弟子为老师修筑“俞园”一样，它们都是学术史的一段佳话。浙大同仁为熊十力建造的房屋并不大，但“屋不在大，有智则灵”，熊十力感激之余，为之取名，称为“漆园”，这是取庄子知人生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寓言用来自警的。熊十力在《漆园记》中说：“吾时念此以自遣，故有契于庄生。然吾以是缓吾痛则可。若姑安乎是，则将负吾平生之心与所学，而不免为庄生之徒，是又吾之所以自警也。”这反映了熊十力当时内心的痛苦，即健行不息与安之若命之间的矛盾。熊十力还自题堂联：“白首对江山，纵横无限意；丹心临午夜，危微俨若思。”后来他遂以“漆园”为号。

    此次熊十力到浙大讲学，风议还有在浙大执教的动议，但校长竺可桢却并不赞同，当时竺校长虽承认熊十力对于国学、哲学造诣甚深，但认为他年已届六十余岁，似对学校不能有更大贡献，主张浙大应该引进前途有望的青年，因此他以为哲学系系主任谢幼伟似无此眼光。后来竺校长与张其昀、郑奠谈到建立国学研究所一事，考虑到资金、时局等因素，也就不再热心，后来有人以为竺氏为一自然科学家，不知人文学者越老越有价值，如熊十力等，并非皆是龙钟不堪的过气人物云云，此是后话，且按下不表，而熊十力在此期间留下的信札，在在反映出其人的真性情，读之或令人莞尔，或令人敬仰不置。

    此后，所谓时局演变，沧桑鼎革，1949年11月，熊十力曾致唐君毅一信，谈及捍守中国文化一事，盖其心境与彼时之陈寅恪先生绝相似之。当时定居广州的陈寅恪仍取“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治学境界，而熊十力也冀望新政权放手学术自由，他曾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建议创设中国哲学研究所、恢复南京内学院和杭州的智林图书馆（马一浮曾主其事）以及梁漱溟曾主持过的勉仁书院，却没有得到回应。此后，他又致信于其稔熟的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恳切希望复兴中国文化，恢复民间讲学，如杭州的智林图书馆等等，也未见有回音。此后，熊十力赴北大任教，不久南归，定居上海，以迄其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