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故事最早见于何书？

    荆轲刺秦的故事在中国几可谓家喻户晓，魏晋以降，题咏、改编之作络绎不绝，不仅有诗词文赋，还进入到小说、戏曲领域；二十世纪以来，戏剧、影视以之为题材者亦不鲜见，但荆轲刺秦故事最早见于何书，却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迄今为止，有关此问题的答案至少有三种：一是认为始见于刘向所编之《战国策》，即《燕策》三中的“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二是认为始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三是认为始见于无名氏所撰之《燕丹子》。

    认为始见于《战国策》者，并非不晓司马迁撰写《史记》在前，刘向编撰《战国策》在后，而是相信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参考了某个先在的战国史料。如班固《汉书·司马迁列传》、司马贞《史记索隐》都指出司马迁“采”、“约”《战国策》，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更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由于《战国纵横家书》中的某些记载同时见于《史记》和《战国策》，且文字几无差异，使得人们有理由认为，司马迁撰述《史记》不仅所据战国史料与刘向所校“中书”部分重合，而且也像刘向一样直接抄录。尽管《战国纵横家书》中并不包含荆轲刺秦故事，但不少人相信，《史记·刺客列传》与《战国策·燕策三》所记荆轲事高度相似这一现象，应该理解为是司马迁与刘向共同抄录自某种与《战国纵横家书》类似的战国文献。

    而认为始见于《史记》者则相信，《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乃自《史记·刺客列传》补入。自明人邓以赞首先怀疑《战国策》所记荆轲刺秦事乃刘向抄自《史记》后，清人吴见思、方苞、吴汝纶等也都持类似的看法。今人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张清常、王延栋《战国策笺注》等均认为《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一章当从《史记·刺客列传》补入。此说依据主要有三：1、根据《刺客列传》篇末“赞论”，司马迁所记乃得自公孙、董生二人转述秦国御医夏无且之语，属第一手材料；2、司马迁所记远较《战国策》完备，除秦廷行刺事件始末之外，还包括了荆轲此前的经历及后来高渐离以筑击始皇事；3、《战国策》本不以叙事见长，“燕太子丹质于秦”章文风与之不类，而更近于《史记》的传记体例。

    至于始见于《燕丹子》之说，自然以《燕丹子》较《史记》先出为前提。虽然四库馆臣已判定《燕丹子》乃东汉以后人所为，“其文实割裂诸书燕丹、荆轲事杂缀而成，其可信者已见《史记》”，但将《燕丹子》付梓刊刻的孙星衍却认为此书作在史迁、刘向之前，“审是先秦古书”，“《国策》、《史记》取此为文”。今人鲁迅也认同孙星衍之说，肯定《燕丹子》为“汉以前书”。又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了由程毅中点校的《燕丹子》，其《点校说明》写道：“《燕丹子》产生于汉代甚至更早，是完全可能的”，故“《周氏涉笔》说它‘似是《史记》事本’，也是有道理的”。此外，李剑国、陈洪主编的《中国小说通史·先唐卷》虽然不以司马迁删削《燕丹子》以作《荆轲传》之说为然，但仍相信《燕丹子》“出于秦汉间”，“不会在司马迁作《史记》之后”。

    显然，以上三种看法不但互异，而且互斥，就是说，这三种看法不可能并存，正确的答案要么是三者之一，要么在三者之外。那么，这三种看法，哪一种更为可信呢？

    应该说，第一种看法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存在一个记有荆轲刺秦故事的战国史料文本。这个文本作于秦汉之际，完整地记录了荆轲为燕太子丹所用，谋划并实施刺秦的整个过程；司马迁写作《史记·刺客列传》时看到过这个文本，刘向编校《战国策》所据材料也包含了这个文本，而且两人都不加删削修改，完整抄录了同一文本。可是，这样一个文本果真存在吗？有没有材料（哪怕是一条）能够直接证明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司马迁、刘向都见过的文本？不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是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并不能确证该文本的存在。检《战国纵横家书》可知，出土帛书二十七章中，《史记》和今本《战国策》俱存者共七章，依次为第五、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四章。七章之中，除第二十四章略有记事之外，余下六章皆以记言为主，尤其是十五、十六、二十、二十一四章，除首尾略有叙述，几乎全是人物游说之辞或书信。比较《史记》、《战国策》各自所载不难看出，文字重合度最高的正是这些记言的部分，而且随着记事成分的增加，文本的差异也明显增大。如果将上述被抽取出来进行比较的文字还原到《史记》文本，便会发现它们大多只是《史记》原始文本中的一个片断或组成部分，并不像《战国策》那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章节。所以，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可以证实司马迁和刘向利用了相同或异版的历史文献，却不能由此得出《荆轲传》必定录自《战国策》所据史料的结论。

    第二种看法最大的不足，在于无法确证何人、何时以及为何将司马迁所写《荆轲传》剪裁后补入《战国策》。清人方苞等认为是刘向所为，但从刘向编纂《战国策》所据材料（“中书”）及其对《战国策》一书内容特点的概括（“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来看，他实在没有将《史记》之文并入《战国策》的理由。今人顾颉刚则相信是宋人曾巩重校《战国策》时补入，然而一个长期被人忽略的事实是，早在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时，他所看到的“燕太子丹质于秦”章文字几乎全同于《史记·荆轲传》。司马贞于《刺客列传》篇共引《战国策》十一条，其中《豫让传》三条，《聂政传》七条，《荆轲传》仅一条，即“北购于单于”句后注：“《战国策》‘购’作‘讲’。讲，和也。”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司马贞看到的《战国策》，特别是其中的《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与今本基本相同，甚至较今本更少与《史记》的差异。正因为两者几无差异，所以无须引《战国策》出注。另外，无论是李善《文选》注还是司马贞《索隐》，包括张守节《正义》，在涉及荆轲刺秦事时都缺失了高诱的《战国策注》，这实际上意味着《隋志》著录之高诱本《战国策》与刘向三十二卷本存在较大的差异，包括缺少“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也就是说，唐人所见之三十二卷本《战国策》已载有几乎全同《史记》的“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但此部分文字却不见于高诱注本。

    所以，如果《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确实是从《史记·刺客列传》补入的话，那么其时间必定在汉以后，唐以前，亦即魏晋南北朝时期。据刘知几《史通·六家》，晋人乐资、孔衍分别撰有《春秋后传》、《春秋后语》两部战国史，两书基本上都是以《战国策》、《史记》所记战国史事为依据加以剪裁编排，而《春秋后语》似乎更为流行。乐资的《春秋后传》宋以后已不存，孔衍的《春秋后语》亦亡于元、明之际，后人虽有辑本，然篇幅短小，难窥全貌。所幸敦煌藏经洞文书中存有《春秋后语》的若干残卷，经今人康世昌等整理辑校后得以恢复其大概。通过将《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与残存《春秋后语》相关部分作文字比对，并结合《春秋后语》编撰体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即两个文本的行文风格非常类似；更重要的是，《燕太子丹质于秦章》开头一段文字（“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见秦且灭六国，兵以临易水，恐其祸至”）乃孔衍据《史记·燕世家》中“二十三年，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燕。……燕见秦且灭六国，秦兵临易水，祸且至燕”数句稍加变动而成。这表明今本《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极有可能是后人据《春秋后语》补入。再从《燕太子丹质于秦章》的结尾补叙高渐离以筑击秦皇帝事来看，也与残存之《春秋后语》相符。故所谓《燕太子丹质于秦》章实出自孔衍《春秋后语》，其事已无可疑，至于补入之时间，最有可能的是隋至唐初两次由朝廷出面的大规模有偿征集遗书活动期间。

    既然今本《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乃后人据《春秋后语》补入，则就《史记》、《战国策》二书而言，司马迁之作无疑是原创；那么，是否还有可能如孙星衍所言，《燕丹子》出自先秦，而“《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呢？

    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存在。事实上，《燕丹子》并非出自汉人之手，更非先秦古书，而是南朝江淹的拟作。比较《燕丹子》与江淹经历及其创作，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某些颇为特殊的关联，如《燕丹子》所写太子丹与建平王刘景素颇多相似，而荆轲身上依稀能看到江淹的影子；此外，《燕丹子》文风与江淹散体之作不乏一致，且江淹本以擅长模拟著称。简言之，江淹可以说既有撰写《燕丹子》的动机，同时也具备写作所需之条件，《燕丹子》出自江淹之手，可能性极大。另一方面，若将《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对读，则不难发现二者多有差异，比如说太子丹与鞠武的对话，某些事件发生的时间，某些人物细节描写等，二者都有明显的不同。尤其是人物关系的变化（如太子丹取代荆轲成为故事的主角），叙事重心的调整（《燕丹子》增加了田光评点太子丹门客、荆轲与夏扶舌战等场面，以及太子丹厚待荆轲三事），故事结局的改变等，更是呈现出《燕丹子》独有的创作特色。所有这些变化的发生，如果只是归因于对先前民间传说的吸纳，或后代文人的润饰，实在过于勉强；而如果联系建平王其时所面临的情势及江淹处境，便能够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罗根泽曾撰文指出，《燕丹子》成书时代“上不过宋，下不过梁，盖在萧齐之世”，这个判断大体不错，但如果说得更具体些，《燕丹子》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江淹被黜吴兴之前。

    综上，荆轲刺秦故事最早实见于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其后晋人孔衍据之改写成《春秋后语·燕语第十》之荆轲刺秦篇，南朝江淹则取其故事框架，想象虚构创作小说《燕丹子》，隋唐之际又有人对孔衍之作稍加剪裁补入《战国策·燕策》，后人失察，遂有司马迁抄自战国史料，或《燕丹子》为《史记》事本等误解。

    以上所说如若可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自唐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误解，是否应该予以纠正呢？相应地，诸如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荆轲刺秦文章选自《战国策》而非《史记》，文学史在介绍《史记》叙事艺术时以荆轲刺秦事为例说明《战国策》对司马迁的影响，以及中国小说史论著将《燕丹子》作为汉代甚至先秦小说加以论列，进而肯定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早在秦汉时期就已达到成熟之境等问题，我们是否也有必要重新审视，另作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