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正则理直

    近读曾亦、郭晓东编著的《何谓普世？谁之价值？——当代儒家论普世价值》一书，其后，又有朱杰人与柳士同两先生对该书的评论，心下遂有许多想法，聊借此地一吐为快。

    《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汇集了复旦、人大、清华、同济等高校十余位儒家学者的讨论，涉及范围既深且广，既有关于普世价值、现代思潮等一般问题的思考，又涉及宗族、家庭、婚姻、民族等非常具体的问题，且立论多本于儒家之经义，很有可读性。我觉得，如果没有深厚的学养和通达的识见，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远非时下一般空疏议论可比。就此而言，我完全赞同朱杰人先生对这些年轻人的期许，而柳士同先生则诬以为拾人牙慧，无丝毫新意，不过是轻躁虚骄之语而已！细读柳先生的文章，我反倒觉得其学养、学风大是可疑，似乎连《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都没有认真读过，就妄自评议，让人说什么好呢。

    此书通读下来，令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其持论之正，这就是书中鲜明的民族与国家的立场。正因如此，论者们忧国忧民之心，随处可见。虽然言语颇多激切之处，但读者由此而谅其苦心可也。可以说，这是参与讨论的学者们立心最正的地方，我想，其理直，其气壮，皆由此而来。

    现在很多人喜欢抽象地讨论问题，而忽略一切理论背后莫不有现实的利益关切，譬如民主、自由这些西方价值，就常常和一定的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只有普通百姓及一般知识分子才会天真地相信这只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难道那些老练的政客们也会这样想么？绝对不会。我们还是看看美国这个被奉为普世价值化身的民族国家吧，哪一次对外战争不是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

    目前中华民族正值复兴之机，这种复兴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也不限于政治、军事的强大，而且，还必须在思想文化方面对社会的进步做出创造性的贡献。一百多年来，我们如此卑微地面对着西方列强，一心只想着得到西方的认可。可以说，朱先生讲的“文化自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合理性，并从中引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出来。我认为，只有基于这样一种文化本位的立场，才谈得上对外来文明的理性吸收，而不是简单而自卑的盲从。

    数千年来，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积累了丰富的修身与治国的经验，不仅提供了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所，而且还塑造了传统中国的辉煌。儒家思想的这种价值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当然，我们不否认民主、自由等价值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正是通过对其源头的追溯，我们却发现民主、自由之祸亦为无数“仁人志士”所明鉴。至于柳先生轻贱中国人讲的“礼”，以为“怎么能与维护和尊重个人权利的人权相比”，此语真是奇谈笑话！因为今日人们尊敬师长、孝顺父母，以及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这有何不好吗？我认为，缺少儒家讲的礼义，恰恰是造成当前社会问题的根源。

    其实，《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否定民主、自由这类西方价值的普世性，目的是想提出一种更高远的价值，更能为人类提供福祉的价值，而且，该书还试图表明，这种价值将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当然，这种价值是否就是“礼义廉耻”，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不过，柳先生对“礼义廉耻”的否定却是极其轻率的。其逻辑非常简单，简单到完全不合逻辑。因为柳先生认为古代统治者不是圣人，很少能做到，就以此否定“礼义廉耻”的价值。须知一种价值必须是理想性的，如果大家都做到了，成了现实，也就不必作为理想去追求了？难道西方人就完全实现民主、自由了么？而且，古代中国也没有柳先生想像的那样不堪，至少远胜十八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还有，此书在缘起中对港台新儒家有很尖锐的批评，构成了该书立论的一部分，然而，柳先生却不别二者，其发论之粗率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