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诗与诗人的命运

    说起“乡土诗”，论本质，其实是新的。中国虽然是一个几千年的农业帝国，文人对于农事的歌咏，无论美化田园风光，还是感叹稼穑艰难，作品都不多；况且，文人与农人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即使有悯农之作，也多是出于儒教的民本思想，为王道设想，以观民情的。因此，谈不上是“乡土诗”。惟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劳工神圣”的社会观念，才头一次把农民请到了文学的主角的位置；同样写的剥削与贫困，却是由于一种朴素的阶级意识，或是人道主义的理念的驱使。乡土诗的先驱者有刘半农、刘大白等，诗句直白，倾向鲜明；这些知识分子诗人由旧入新，正处于蜕变时期，在此所作的努力显得特别珍贵。

    上世纪20年代后期，阶级斗争和革命文学理论为激进的文学青年所接受，30年代左翼文坛提倡“大众文学”，在这样的气候里，乡土诗有了进一步的滋长，但标语口号化的倾向严重，缺乏优秀的代表性的诗人。这时，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囚禁着一个地主阶级的逆子，他以深沉的歌唱，表达了对广大农民的皈依之情。一部薄薄的诗集《大堰河》，为作者赢得了“农民诗人”的称号，他就是艾青。在艾青之前，没有人使用这种洋气十足的自由诗形式来歌唱这块苦难的土地和劳作于其上的褴褛的人群。他的影响是深远的。除了七月派炽热的诗篇，40年代的一些成功之作，如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恐怕也都是同一根系长出来的果实。臧克家也写乡土诗，半格律体，取一种近于中庸的形式，大体上也算是发端于五四新文学的一条支脉。

    延安出产的乡土诗，主流是“民族形式”，民歌体，次民歌体。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张志民的《死不着》，都属这一类。艾青初赴延安，仍然用习惯的嗓音歌唱；田间是鼓点式，还有一些青年歌者，如魏巍、陈辉等人，都是自由的行板。但很快，前者克服了后者。只要看艾青写作《吴满有》，田间做《赶车传》就可以知道。

    1949年之后，乡土诗基本上沿袭了延安时期的诗风。除了民歌体，较为流行的是半格律体，内容都是颂歌，或是田园牧歌。后者是前者的补充。专事乡土诗写作，并且较有成就的诗人几乎缺席。60年代严阵、陆棨等，较集中地写过一些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诗，或者为文造情，或者图解政策，都是文学宣传品。至70年代，连部队李瑛也有类似的制作。1957年反右斗争时，艾青遭到批判，连自由诗体也被看作是一种贵族化形式而被否弃，自然更不宜于乡土诗使用。60年代王书怀的写作值得提及，他的诗相对自由，很有泥土气息，虽然无例外地唱着牧歌，在当时却是一种少有的风格。

    七八十年代之交，知识界一度活跃，诗坛的政治意味颇浓。老诗人艾青等诉说多年被禁锢的愤懑，以及“第二次解放”的欢欣；以北岛及《今天》派为代表的“朦胧诗”崛起诗坛，俘获了一代青年的心。这些诗人吁求改革，呼唤自由、民主与社会正义，憧憬新的乌托邦，大大开拓了新诗的主题。此时，激变中的农村却成了诗人遗忘的角落。

    整个80年代，专注于乡土诗写作的大约只有一个青年人陈所巨。到了90年代，顿时冒出了一群，而且散见于全国各地。这时，工业化、都市化、市场化的步伐加大，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城乡版图。城市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附铁屑一样，吸附农村的土地、劳力和各种资源。男女青年纷纷外出打工，成为漂流一族，城市中没有户籍的新移民。他们在城乡之间穿梭往返，感受其中的文化落差，诗歌帮助他们速记着种种生活印象，风景、人物、故事，以及不泯的梦想、苦痛、不平、眷恋与迷惘。一些寓居于大学园区、公务员大楼里的农裔诗人，也应和似地加入了群唱。就像野地里的蟋蟀，为虚妄的月光所诱，各自发声，鸣声微弱，但是合起来是盛大的。

    在写作乡土诗的队伍中，杜涯、宗霆锋、王夫刚、郑小琼、李旭、熊焱、江一郎、韩文戈等是特别坚执的几位诗人，他们勤于写作，善于在饱浸着祖先的血泪和汗水的土地中汲取诗情。杜涯是突出的，具有一个哀歌诗人的特色，她通过自然和人事的四季枯荣的编织，不断重现古诗十九首那种传统的无常之感。宗霆锋把历史、民俗和现实生活融合到一起，随意挥洒，雄浑中显深邃。郑小琼的《女工记》，写作100个女工，相同的命运，不同的经历，在追踪采访的基础上，锲入曾经身为女工的痛感，真实感人。这样的作品，在近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是少见的，或简直是没有的。

    现今，中国农村确实面临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于农村的嬗变，乡土诗的内容也就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中世纪式的淳朴、安谧，已为另一种躁动、喧嚣、混杂的景观所代替。作者基本上是70后、80后在农村出生的青年人，他们是农村的叛逆者、背弃者，然而又不无俄狄浦斯情结、充满内心冲突的一代。他们为梦想所召唤，又为梦境所放逐；其间，是不间断地奋斗，数不清的挫败。在都市中，他们无法安妥自己，无法如他们的父兄那样写出生活的颂诗、雅歌和牧歌。但他们是真诚的，在忠实于现实生活和个人感受的写作中，给乡土诗带来了不少新质。许多诗，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创造性的尝试，论成就，超越了他们的前辈。

    这本《金葵花焚烧的土地：新乡土诗选》编选了十多年来的乡土诗，冠以“新”字，无非意在显示题材内容，作者的身份、思想及情感反应，以至个人化形式相对于30年前的实质性的改变。这群青年诗人不曾奉命行事，因为乡土与他们的命运是有着直接关联的，所以不会乖违现实，只需听从自己的内心写作。以时代的重大变易相比，这些诗篇难免显得轻浅，但毕竟有着很大的进步，丰富了中国的诗歌。诗坛上有不少诗人生活在云端里，靠写诗维持诗人的风度；这里的作者紧靠在土地上，唯靠写诗保持正常的体温、呼吸和心跳。写诗是生存的一部分，失去了诗歌，他们将失去可倾诉的亲人，行动的伙伴，生活将因此变得黯淡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