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原家属切莫错怪了黎辛

    围绕着“罗惠压稿”事的争议已经持续了两年，有关人士发表了如下观点纷纭的文章：

    罗惠：几多风雨，几度春秋，载《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2期

    黎辛：《几多风雨，几度春秋》读后，载《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4期

    罗惠：关于《从头学习》一稿的发表，载《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2期

    刘若琴：与黎辛先生不同的历史叙事——《读后》之读后，载《粤海风》2011年第2期

    黎辛：我的“不同的历史叙事”，载《粤海风》2011年第6期

    刘若琴：历史的否定之否定，载《粤海风》2012年第3期

    所谓“罗惠压稿”事，指的是1954年5月中旬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寄到中南区党报《长江日报》文艺组后，工作人员罗惠未予及时登记事。该情况被其同事李曙光（黎之）发现后报告给副总编辑黎辛，后者直接插手，该文遂得以发表。

    这件事本不复杂，为何要争议如许之久呢？盖因一个“压”字。“未予及时登记”只是“失职”，而“压稿”则是“渎职”，前者属无心，后者属有意。一旦敲定该事为“有意”，则必然会牵涉到绿原，进而牵涉到绿原的朋友胡风，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于是，罗惠（绿原妻）在《关于〈从头学习〉一稿的发表》中对“压稿”事坚决否认，责怪道：“黎辛同志在《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4期发表了《〈几多风雨，几度春秋〉读后》，如同他对我的指责，他文中‘说了些不符合事实的话’，特别是所谓1952年在《长江日报》文艺组，我‘压’过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稿之说。记得黎辛同志在《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就有过类似说法……”

    刘若琴（绿原女）在《与黎辛先生不同的历史叙事》中也指责对方，称：“黎辛先生曾任《长江日报》社的副总编辑，他在《读后》一文中，以当年领导的身份断言罗惠压了舒芜的稿件，又强说该稿‘就是李曙光与罗惠’交给他的。可惜这些说法比较武断，有不少臆想成分。这些说法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在2001年黎辛先生的另一篇文章中就有过类似的话语。”

    绿原家属提到的黎辛曾发表的“另一篇文章”题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载《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该文有关“罗惠压稿”事的记载与《〈几多风雨，几度春秋〉读后》中的相关文字并不是“类似”，而是一字不差，录如下：

    约在1952年4月，舒芜向《长江日报》文艺组寄来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检讨他在重庆写的《论主观》的错误，这时文艺组组长绿原离职参加“三反”运动去了。李曙光告诉我，另一位编辑、绿原的妻子罗惠将稿件压着不拿出来。我问罗惠，她说还没有登记。我说登记以后你和李曙光看看交给我。现在有人说罗惠“将文章压下来，后由副刊组另一位同事黎之将稿件拿走，会同编委黎辛、总编熊复决定发表”……

    细读如上文字，笔者觉得绿原家属似乎错怪了黎辛。文中写得很清楚，他并不是“罗惠压稿”事的发现者，发现者是罗惠当年的同事李曙光（黎之）；他也并不是第一位披露“罗惠压稿”事的人，始作俑者是文中双引号内那段文字的作者。

    弄明白了这些事，事情就变得简单了。该个案可以从两个途径获得突破：黎之现居北京，可以直接请他出来作证，不必揪住黎辛不放；双引号内那段文字虽然未注明出处，可以按图索骥，找出作者也不会太困难。

    笔者经过考证，在后一个途径上有所发现。经查核，确认双引号内那段文字出自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第二个版本。更有趣的是，笔者还发现，李辉所著《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三个版本中关于“罗惠压稿”事的表述前后竟有很大的变化。为方便读者比较甄别，现将这三个版本中的相关文字依次录如下：

    舒芜的文章寄到《长江日报》时，最初落到绿原的妻子罗惠手中，她压下了。后由一位副社长出面拿走，这才予以发表。（李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载《百花洲》1988年第4期）

    舒芜文章寄到《长江日报》时，绿原正好到乡下参加土改了。绿原的妻子罗惠也在副刊工作，便将文章压下来。后由副刊组另一位同事黎之将稿件拿走，会同编委黎辛、总编熊复，决定发表。为此事，绿原曾写信向胡风解释，表示歉意。（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2月版）

    舒芜文章寄到《长江日报》时，绿原正好到乡下参加土改了。后由副刊组另一位同事将稿件拿走，会同编委黎辛、总编熊复，决定发表。为此事，绿原曾写信向胡风解释，表示歉意。（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1988年7月9日李辉在第二版的“作者后记”中曾谈到该著的“口述实录”风格，他写道：“写这本书，我越来越感觉到与其说自己是一个作者，不如说是一个‘记者’——名符其实的记者。从全书来看，所尽到的责任和完成的任务，无非是在记，记当事人的谈话，记从报章上抄下来的文字，记侥幸从不同角度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2月版）

    既然如此，那么，绿原家属如果打算彻底弄清“罗惠压稿”说的由来的话，要找的人便不应该是黎辛，而应该是“记者”李辉，应该向他咨询，前两个版本中的“罗惠压稿”说是采访何人所得？后两个版本中的“绿原道歉”说又是采访何人所得？此外，绿原当年写给胡风的“表示歉意”的信，也请展示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