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有着宿命般的边缘性”

    读书报：苏童先生，你好，很高兴有机会和你一起交流，与大家分享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状况与前景的看法。作为中国当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你不仅以《妻妾成群》、《红粉》、《河岸》等代表作享誉国内，你的作品更是被译成英、法、日、德、西、韩等多种语言，并且得到了海外读者积极的反响，能否向我们谈一谈你的作品在国外的翻译情况和接受情况，你的第一部作品是什么时候被翻译出去的？

    苏童：我一直未认真整理过这一类数据，大致的情况如下：被翻译语种较多的是英语、法语、意大利语、韩语，大约有七种左右，其次是德语，荷兰语，日语，有四五种左右，其他的如西班牙、葡萄牙、北欧及其东欧的语种翻译较少，各有一两种。各种翻译文字版本加起来，应该超过五十种。以我收到的版本及其版税来看，较为成功的应该是《妻妾成群》、《米》、《我的帝王生涯》。我的第一部被翻译的作品是《妻妾成群》，大约在1991或者1992年，它们分别被翻译成法语和意大利语，因为是在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前翻译出版的，所以书名仍然叫《妻妾成群》。英文版的翻译接洽其实也是在电影之前，但周期拖得很长，恰好赶上改编电影在欧美大热，所以搭了顺风车出笼，书名自然也被改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据我所知，《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某些翻译版本，比如德文版，挪威文版，是按照英文版翻译过去的。

    读书报：你的作品的翻译，译者是个最为关键的因素。《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河岸》等被翻译后在海外引起了广大的反响和广泛的好评，这其中译者功不可没。我统计了一下，翻译你作品的有不少都是国外知名的译者，比如美国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杜迈可（Michael S.Duke）、法国的安妮·居里安（Annie Curien）、诺埃尔·杜特莱等（Noël Dutrait）。你和这些译者熟悉吗？有没有关系比较好的译者？在交往中，对翻译问题有过怎样的交流？

    苏童：你列举的这些译者中，我与葛浩文、杜迈可和法国的安妮·居里安比较熟悉一些，因为在访问美国与法国时有较多交往。有一段时间，葛浩文的文学经纪人，也曾经充当我的国际版权经纪人角色。私人关系比较好的译者有意大利的米塔、罗莎，荷兰的林恪。因为葛浩文和米塔、林恪翻译我作品较多，每逢翻译期间，他们会经常主动联系我，通过邮件与我探讨某些词语、句子的细节问题。

    读书报：作家和翻译家见面，恐怕交流大都是围绕作品进行。我本人与我非常喜爱的作家勒克莱齐奥有多次交往，每次差不多都是向他提有关作品理解的问题。如你所言，我翻译他的《奥尼恰》，就他作品中的词语和句子如何理解，发过多次邮件。这些交流，对准确理解作品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法国，你是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据目前为止，一共有七部作品得到翻译、出版，译本销量和影响在同类译介作品中数一数二。不过，国内的一些研究也指出，虽然译者付出了相当的努力，但一些译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做不到完全忠实于原作，有的甚至出现了漏译、错译的质量问题。华东师范大学的杭零博士对你作品的法译本有过深入的研究，她指出在《红粉》法译本中，有一些理解的问题，有些错译，如“林冲夜奔”被翻译为“在夜晚来临时，冲进森林”；在《妻妾成群》的译本中，译者还将原文的“奸夫淫妇从来没有好下场”译成了“淫妇从来都是难逃死罪”，将“奸夫”二字省去，还把“没有好下场”改成了“难逃死罪”，这种对原作的偏离和背叛问题多多少少都和对原作的理解有关系。一个外国译者很可能很难十分精准地去理解原作。对这些问题你是怎么看的？从你自己的角度看，你对译者有什么要求？

    苏童：我一直对翻译中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抱有宽容的态度，不是一个姿态，而是出于基本理性。即使我自己的小说中也常出现各种硬伤和软伤，怎么可以要求译者永不出错？隔着文化和语言的两大鸿沟，所有经过翻译的传递不可能百分百精确，译者就像献花的使者，要把异域的花朵献给本土的读者，这是千里迢迢的艰难旅程，他必须要保证花朵的完好，而途中掉落一两片叶子，是可以接受的。当然，什么样的损伤是对花朵的损失，什么样的损伤是对枝叶的损伤，这要根据文本仔细甄别。翻译的过程，是原作者与译者共同展示的过程，除了作者的那片天地，译者也不可避免地会在译本中泄露母语的天机，不仅是文字语言方面的，还有知识储备，还有思想教养方面的。一个优秀的译者，应该可以以母语的色彩，替原作的缺陷化妆。所以，我不在意译者的中文有多好，如果译者的母语好，那就是一个最大的福音。

    读书报：你对译者工作的比喻特别有意思。“一个优秀的译者，应该可以以母语的色彩，替原作的缺陷化妆”，让原作能在异域焕发出新的生机，就像歌德看了他的《浮士德》的法译本之后，觉得他的作品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获得了新生命，色彩更加鲜艳。但作者与译者这样的相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你的作品的翻译而言，风格的传译特别重要。从早期成名作《1934年的逃亡》、《妻妾成群》到后期的《碧奴》和《河岸》，你的写作题材和风格从“先锋派”发展到了后来的“写实主义”。这样写作题材和写作风格的变化是否也在译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你的译者之一葛浩文曾经谈到过出版社为了照顾到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常常要求译者对译作进行一定的删减和改动，抛弃了原作者某些特定的文学风格。作为原作者，你是怎样看待这些删减和改动的？有人说，这些删减和改动是对原作和原作者的不尊重，你是怎么看的？

    苏童：鉴于我的外语能力，我本人无力从译本中判断任何文字风格方面的信息，所以，只能本着信任译者的原则，最后听取他者的评价，对一个译本形成基本的印象。这印象不是本人的判断，有一定的客观性，但肯定也有盲目性。译者如何适应原作者创作风格的转变？我想，首先还是要从阅读出发，从感受出发，译者与作者本是命运共同体，忠实于作者的前提是忠实于自己。至于出版社出于商业与市场的需要（尤其是英美出版社），经常要求译者删减内容，多数情况是过多考虑了海外市场的接受，过分畏惧文化差异造成的阅读障碍（有时也不排除是当事编辑或出版社的一厢情愿，甚至出于偏见）。没有一个编辑会故意伤害自己的作者，也无意去损害所编之书的品质，但是，迎合读者与市场是全球出版业的普遍规律。这个时代，任何人都很难逃避商业这个绳套，它不仅套住作者的脖子，其实也套住了出版商自己的脖子。

    读书报：你凭借《河岸》获得了第三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该奖项迄今为止已举办了四届，而其中三届颁给的都是中国作家，除了你之外，还有姜戎和毕飞宇。此外，前不久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重要的大奖。这一系列的奖项说明国际文坛开始积极地认可和接受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作品。不过，我记得在某报刊的采访中，你曾经说过自己并不关心作品在国外的接受情况，你说“走向世界还是要看缘分，不要过于迫切。中文出版物尤其是文学，在世界上显得非常边缘。”你是否认为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译介接受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达到英美作品在中国如此广泛的接受程度？能否请你解读一下你提到的“缘分”这两个字？另外，这几年，凭你的感觉，中文出版物的边缘地位是否有改善？

    苏童：坦率地说，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个观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许短时间内会让西方文学市场“正视”中国文学，但是等到莫言效应渐渐冷却，一切都会恢复原形，“巴黎人”还将以“巴黎人”的目光看待“外省人”，这不是歧视或者偏见的问题，而是某种惯性，对于西方视野来说，中国文学不仅在东方，而且在中国，与中国经济不同，它集合了太多的意识形态，是另一种肤色与面孔的文学，另一种呼吸的文学，有着宿命般的边缘性。莫言的成功，并不暗示其他中国作家的成功，莫言与“世界”的缘分，也并不契合别人走向世界的缘分。凭我个人的认识，中国文学在西方，欧美文学在中国，这两者将长久性地保持非对等地位。这几年也许会有更多的中国文学在海外出版，但无法改变其相对的弱势地位。

    读书报：我非常认同你的观点。就目前而言，中国文学和欧美文学的交流呈现的还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甚至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但近年来，包括你在内的多位中国当代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对外译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有效渠道。然而，中国文学“走出去”和外国文学“走进来”的规模和趋势仍然差距悬殊。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强势文化心理、根深蒂固的文学偏见和读者的审美取向。你到过不少国家进行交流，与国外的作家和读者也有很多的接触，在你看来，目前中国文学“走出去”主要还面临着怎样的障碍？

    苏童：外国文学很早很早就轰轰烈烈地“走进来”了，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脚步一直是很轻的。但是，我个人并不认为这个问题会困扰任何理性的作家。“西方中心论”揭示了某种霸权，同时也简要描述了全球化时代一个作家的外在生存环境。用汉语方块字写作的作家是特别的，与来自英语国家甚至西班牙语国家的作家相比，他们拥有大比例的潜在读者人群，却不可避免地游离在国际大舞台之外，因为国际大舞台修建在“西方中心”。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需要作家去追究的问题，值得思考的在于你是把它界定为“不公”，还是“自然灾害”？又或者仅仅是选择的自由？你如何在不公中保持尊严？你如何对待好奇或冷漠？你如何接受选择？更需要厘清的是你如何看待“中心”之外的方块字写作。依我看，任何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胎记，胎记无须整容，它恰好是最重要的辨识物。任何一个作家的胸怀，越宽广越好，放眼世界是个好态度，但是若以“走向世界”为写作之责，则大可不必。说到底，“走向世界”不是一个真理性的指标，能够成功地走向世界，也许意味着传播的成功，与写作的品质关系并不太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能走出去就走，走不出去也不是什么悲剧，即使走出去了，其传播结果也不一定顺理成章。曹雪芹的《红楼梦》在西方各国都有译本，似乎没有一个译本称得上受欢迎，但是，谁敢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伟大作品呢？

    读书报：文学作品的传播，文本翻译是最根本的途径。但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之后，它的传播和接受往往变得更为直接、迅速、广泛。你的作品就是其中的典型个案。1992年，小说《妻妾成群》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蜚声海内外，先后获得多个重量级的国际电影大奖。电影强大的市场性和影响力也直接带动英、法、意、荷等各种译本迅速推出，赢得较大的读者市场。能否请你谈谈，你是如何看待电影对于文学译介的推动作用？随着网络、影视等传播媒介的普及，也让文学的读者群变得越来越狭窄。在这种时代环境下，除了电影改编，你觉得一个作家作品的对外传播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积极、有效的方式？比如参加翻译目的语国家的文学研讨会，举办读者朗诵会等。你是否参加过类似的活动？交流情况如何？

    苏童：正好前面谈到了，《妻妾成群》的各种译本中，法文和意大利文版翻译得很早，在《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之前就已经出版，但不可否认，因为当时电影在欧美市场的成功，曾经难以找到“婆家”的杜迈可的英译本迅速找到了一家好出版社，也带动了小说国际版权的“繁荣”景象，我甚至收到过来自美国的读者来信和明信片，也因此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各种外汇收入。这在我是全新的颠覆性的经验，一部小说，因为电影获得了许多惊喜。一部成功的电影，与原作者的关系可疏可近，但它成功地为你带来更多的读者，更多的利益，这是一个事实。另一个事实是，时代在变，文学作品的传播，不仅依靠纸面阅读，也不仅仅是依靠影视改编，已经出现，还会出现更多的传播方式。一部小说流入市场，就像一列火车开出去，火车将去哪里，火车将搭载多少乘客多少货物，你都无法想象了。我在国外参加过你所说的文学研讨会和朗诵会，前者大多偏学术讨论，后者偏营造文学气氛，似乎不是太有效的传播方式，常有与外国读者的交流，但碍于语言局限，难以深入。

    读书报：语言的确是个障碍。但就我的接触，法国知识界和文学界对你还是有很多了解，有的还比较深刻。比如中法文化年期间，在2004年巴黎书展介绍受邀中国作家的手册中，关于你的条目是这么写的：“苏童非常擅长描写模糊遥远的历史，他的小说经常以中华民国和封建时代作为背景。令他名声鹊起的是描写女性的作品，例如1989年被张艺谋搬上银幕的《妻妾成群》。他的笔触敏感细腻，具有内敛的诗意，传达出悲剧意味，在苦难、堕落和颓败的背景上，描绘现代人物和历史人物复杂、犹疑的精神状态。”这段文字基本体现了包括了出版界、文学界还有普通读者在内的法国公众对你的印象。不难看出，这一印象很大部分基于《妻妾成群》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反过来也约束了大众对你的认知，把你多变的文学风格仅仅局限于单一化的“新历史小说”和“妇女系列”。你是怎么看待西方读者对你持有的这种文学印象呢？ 

    苏童：不仅是在法国，我在国内其实也背负着这个特殊职称，写女性的作家，写老黄历的作家。这是因为很多读者接受的我的创作信息，主要来自于电影或者电影的延伸阅读。这不是读者的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电影的错。创作是一回事，不可以误写，但接受是另一回事，可以误读，更何况有的情况，只是对你的创作知之甚少。我从来允许误会，也乐于生活在误会之中。一个写作者，注定是要被他人评说的，为了有效地建立话语逻辑，我也体谅别人为我寻找的标签，无论我是否以为然。

    读书报：事实上，法国读者这种相对固定化的思维使得他们在选择、阅读时不免落入地域性、经验化的窠臼，这样就无法对你的作品构建一种完整、真实的认知。2005年，法国出版社宁可选择你1992年的作品《我的帝王生涯》，而不考虑较近的《蛇为什么会飞》这样的现实题材作品，这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能否请你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你觉得，中国文学在被外国文学、文化系统接纳的过程中，应该如何摆脱他国文化定式的束缚，逐步在异域树立完整、真实的文学形象呢？ 

    苏童：我的感觉，无论是法国出版社，还是别的国家，他们对一个中国作家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旗下重要的本土作家有很大的区别，大多并不坚定，有时候甚至是三心二意的。毕竟隔着语言和文化，他们了解并信任一个中国作家需要时间，展现一个中国作家完整的真实的创作风貌，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财力，这对于他们是冒险的，因此，选择一次性的较为安全的选项，根据他们对市场的推测，做出试探，不行就撤，是外国出版社较常的思路。这个局面，作家这方面无计可施，唯一能做的，是以自己的创作征服他们，当然，这很难，征服“国际友人”，或许也不是十分必要。

    读书报：非常感谢与我们分享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现状及其对外译介的未来前景的一些看法，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相信在中国作家和国内外译者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文学的译介之路必将越走越宽，越走越好，最终让中国文学作品成为外国人可以读，愿意读，喜欢读的真正的世界文学瑰宝。最后，能否送几句话给我们海内外的翻译工作者？

    苏童：我一直真心地爱戴优秀的翻译家。谢谢翻译家们，为我们打开一扇扇窗子，让我们看见了全世界的风景。因为他们，我们才得以看见这个世界的另一部分。因为他们，一个离散的世界完整地连结起来了。（本报特约记者 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