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愤不平为伯良

    陈伯良先生是我晚年所结识的一位真诚朴实的挚友。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时，伯良先生因求书与我多次书翰相通，词义恳切，令人感动。我也尽力满足他的需求，不久交往超出借还书的范围，而渐渐成为互诉生平，切磋学问的挚友，对他的一生遭遇亦有所了解。

    陈伯良先生出生于海宁望族，我因先祖早年曾执教于海宁中学堂，而对海宁略有所知。伯良先生也曾任教海宁中学，从而拉近了彼此的友情关系。伯良先生青年时期即投身革命，从事新闻工作。中年一大段时间遭受无辜冤屈而沉沦数十年。直至花甲之年，始获落实政策。大好年华，悄然逝去，令人扼腕！但伯良淡然面对，重理旧业，承担海宁政协地方文献研究与编纂工作。整整三十年，伯良为官方编撰有关海宁地方文献著述达二十余种，其中有多种被带上所在单位的官帽，我常嘲笑他是依人作嫁，他则默不作声，也不以为意，而我则时愤愤为伯良不平。

    2004年，他愤于诗人穆旦的遭遇，特撰写了《穆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这本是他的个人著作，有作者署名足矣，何必在他名字上面加那顶所在单位的官帽呢？我很不理解。隔不多久，2006年，《穆旦传》在张杰先生邀约下，修改增订后，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再版，只有作者署名，摘掉了官帽。这是伯良自求解脱的一次勇敢行为，也许是张杰先生的鼓动。

    伯良小我两岁而事我若兄，每有所思、所作，辄相下问，我亦竭诚奉告拙见，颇得“旧学商量加邃密”之乐。伯良成《海宁文史备考》一书，邀我为题书名。我素不擅书法，加以高年，右手微颤，各方索题，多被婉拒，而伯良之请，义难相拒，乃择阳光充足之日，凝神定心，为题书名，得伯良采用，我备感欣然！

    2011年春夏之交，伯良复以新著《海宁文史丛谈》稿，邮来请序。我赶忙通读了全书，感到很值得一读。因为这不是简单地记录当地信息，而是尚有伯良的若干考证挖掘，颇见功力。匆匆读竟，乃在溽暑天气，挥汗为之写序，却一直没有回音。不久，从海宁图书馆的《水仙阁》刊物上，才辗转知道伯良已于2012年8月20日外出迷路，堕水溺亡。乍闻噩耗，不禁愕然。呜呼！伯良虽年逾杖朝，而致学之心勃然，不计名利，犹愿贡其余热于地方文献事业。天胡妒才若是，夺我伯良。或言伯良追随屈子之左右，又何幸也！ 

    2012年岁末，又奉陈嫂何晓云夫人来函，并寄来《海宁文史丛谈》一册。信中言及：该书出版过程中，因我所写《序言》曾给伯良带来的无奈烦恼。《海宁文史丛谈》书稿完成后，即被政协索去，声言由“海宁政协出资去印刷出版，作为政协的政绩”。“要伯良把这个《序言》寄还您修改”。还说：“《序言》不修改的话，这个序言不能用到这本书里”。伯良回答他们：“写来《序言》要求修改或重写，这太（不）尊重人了吧”！“教授辛辛苦苦写了寄来（要谁写还是你们建议的），不满你们的意，就随便不用，不用随你们的便，但我稿子要回，宁可不出书”。伯良抗权势，持道义的高风亮节，令我欷嘘不已而叹曰：“伯良真君子也”。

    伯良逝去，将近一年，其弟子虞坤林君策划编辑纪念集，征文及我。于情于义，理当敬谨笔墨，略叙交谊。并借此揭示伯良之无谓烦恼以慰其在天之灵。书稿三份，一呈陈嫂何夫人存念；一付坤林，收入纪念集。望能无负师教，全文收录，不得删节。若心存顾忌，宁可一字不收；一焚赠伯良，以释其为人作嫁之烦恼。尚乞贤达君子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