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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疾病与人类历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坊间可见林林总总有关疾病历史的书籍——有描述疾病如何肆虐人类社会者，或宣扬疾病如何被人类消灭者——多单线看待疾病与人的零和关系，而忽视了疾病实为人类历史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把疾病放在中心位置来书写历史的两位西方学者，因而建立了影响深远的范式: 一是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他的《瘟疫与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以利落简明的手法探索各种细菌、病毒、传染病与人类社会的并存之道，以及大型疫疾的传播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一是傅柯(Michel Foucault)，他从制度面剖析西方社会如何把麻风、鼠疫、癫狂患者以不同方式隔离于社会的过程，并从中窥见西方社会步往近代文明的核心动力与政治权力本质上的变化，即他所称的生物权力(biopower)的发展与茁壮。麦克尼尔巧妙地结合生物科学知识与世界史的关怀创造了人与疾病“相依为命”的历史书写典范。2003年“非典”一疫让世人重读他这本经典之作，并在其中找到新的意义。傅柯则从疾病管理制度的重大演变探讨西方社会进入近代过程中的核心价值变化，为西方近代文明史立下重要的理论。
这两个范式给予本书写作的灵感。麻风病史里的生物面与社会面无论在史料上或叙述上均为丰富题材，而且可以在很长的中国历史论述中铺陈。其中的变与不变，能与大历史互相呼应。本书虽然涵盖上古至1980年代，但特别强调宋元、明清、近代三个重要历史转折期。在这三个重要的历史变化时期，不论是传统医学对麻风病的解释，或社会对麻风病患的想象与态度，或处理病患的法律或制度等都有关键的变化，呼应着这几个重要历史转折期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发展特色。
同时，麻风病又是具普世性的疾病。世界范围内的古今文明均拥有处理麻风病患的历史经验。有关麻风病的西方史著可谓汗牛充栋。先是由于麻风病在基督宗教教义中有特殊意义，有关教会与欧洲各地讨论、处理麻风病患的文书档案（特别是中古时期麻风隔离病院的各类资料）相当多。欧洲学者对这些隔离政策的目的与效果、教会对病患的真正态度等问题，至今仍争辩不休。麻风病史无疑是最能说明宗教、身体与疾病间密切而丰富的关系的跨领域课题。其后，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让西人重新注意渐在欧洲消失的麻风。西方人在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殖民地重新发现这个古老疾病，麻风杆菌也在1873年第一次在显微镜下被看见。杆菌的发现，在生物医学上证明了麻风为传染病的看法。随即引起一场全球性恐慌：一些西方人认为麻风瘟疫会随时席卷全世界。近代日本为了要消灭这个有辱国体的、代表落后的疾病，不惜以其强大的国力限制全国麻风病人的行动。而华人就被指认为是这场世界性瘟疫主要的带菌传播者。这个指控当然与当时中国国力衰弱、华人劳工移民世界各地有关。殖民地经验让当时西方医学专家把麻风与有色人种（或曰落后种族）的体质与生活方式联想起来。麻风病也因而深化了19世纪的种族主义的生物面。如此这般，西方与中国麻风的历史在殖民时代同时进入世界史的洪流。后殖民时代西方麻风史的著作多对这一段近代西方种族主义，以及对待病患的不人道隔离政策做出自我批判。同样地，日本政界与学界也对近代政府对麻风病患的强制措施做出了反省。
2、中国今天应如何反思与论述麻风病千多年的历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面对西方强权的入侵与随之而来的包括生物医学在内的科学的强势挑战，顿时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大国的自信。有识之士多透过西方人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种种落后与腐败。其中麻风病的流行也被认为是华人种族质量低劣的表征。社会对待病患的方式多充满语言、行动暴力与歧视。除了一两位麻风专家花了功夫找到一些疑染麻风病的“历史名人”外，几乎没有人对这个疾病的历史有兴趣。这个历史失忆，让麻风病的论述不得不以西方历史与生物医学的论述为基础。例如自宋元以来从南亚与东南亚输入的大枫子已是用来治癞病的药物的这个事实，已很少被提起，公众总以为这个药物是由西方引入的新药。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在近代以前的外贸史、医疗史、宗教史、社会史被一笔勾销。至于中国历史里社会如何解释、治疗这个疾病，如何对待病患，近代麻风概念如何构成等问题，就更引不起国人的兴趣了。我想，重新发掘中国麻风史的理由之一，就是把这段历史回归中国的医疗、宗教、社会与政治脉络。因为西方中心的论述永远无法让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古老疾病在中国的意义。同时，中国文明的对谈者不能只有西方，还应包括与中国接邻的亚洲各区域。
这段历史失忆或不足为奇，因为中国史研究至今仍未重视历史里的生物面，传统史学仍然将人的身体、疾病、老化、死亡等生物现象，视为琐碎而无关历史的问题。有关历史中生物面的研究多在医疗史这个专门范围内展开，也因而有所限制。近年学者基于医疗史前辈如谢利恒、范行准、陈邦贤等的研究，开始关注历史里传统医学知识所透露的身体概念的变化。而更瞩目的是近年宗教史，特别是道教史，与性别史方面研究对疾病观、身体观等问题所产生的极大影响。这些尚在中国史领域边陲的研究取向，能从不同角度同时顾及历史中人群生活的生物面与社会文化面，其成果对广义的医疗史起了重要的启发作用。这类研究虽然仍在初步的阶段，但其潜力无穷。本书的构想与写作，受益于上述的取向与成果甚多。我同时重视历代医书（包括涉及医疗的宗教书籍）里有关麻风的讨论（即疾病的生物性），与社会处理病患的法律与制度，尝试找出两者的历史关系。中国历代社会对麻风的讨论与处理策略自有其独特性，能显示中国社会的特色，其中区域性的差异，尤不容忽视。我特别尝试从一个极长时期的历史书写方式来突出麻风病在中国史里的复杂的、变化多端的社会与文化意义，以及近代中国麻风病患的命运的深远历史渊源。
3、作为麻风病历史的研究，本书只能算是一个开始。英文版发表后，得到学界不少的评论。且不提过誉者，其中哈佛大学凯博文教授(Arthur Kleinman)与莱因(Grace Ryan)的评论甚为中肯。他指出本书作为历史学著作，始终无法直接处理病患如何感受标签（stigma）与痛苦的一面。我所利用的历史文献，只允许研究者间接地分析这个问题。虽然在有关明清一章中，我写了麻风病患利用其躯体的残障丑陋在社会中找到一席之地，并非只是被动的可怜受害人。但这始终是文人笔下的描述，不是出自病患之口的话语。有关疾病史的研究的确需要更多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与理论分析。
2005年夏天我随着南京中国疾控中心的江澄医师访问杭州武康与萧山的麻风院，让我能直接与病患交谈，并亲自了解两院的历史，但毕竟时间太短，无法深入。本书英文版出版后，在2009年秋天，江澄医师又带着我与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类学博士刘绍华参访几个民国时期在广东省建立的麻风村，包括江门崖西与西江口大衾岛的由外国教会创立的麻风村。其中成立于1917年的大衾岛麻风村尤令人难忘。我们在风雨中乘坐快艇从江门农村一个小码头启程，历四十五分钟风浪才到达这个至今仍非常荒凉的小岛。下艇后先被有鲜明殖民地优雅建筑风格的村舍吸引，然而回望凄风惨雨中一片无际的汪洋，忽然体会上世纪初被送此处的病患所感受的与世隔绝的悲凉。在岛上住了超过大半世纪的几十位年长病患有的寄情宗教，有的以随遇而安的心境面对生活、自我管理。他们以锣鼓与笑脸欢迎我们几个稀客，以闲话家常的语调细诉他们被家人放弃的经历。我当时想，如果要重新写一本麻风史书的话，我一定要从这些病患的口述中进一步了解上世纪麻风病在中国的历史，包括病患对这个病的解释，与他们从发病到长期被隔离的遭遇与心路历程。这些病患在我们访问后不久被重新安置在东莞的新式疗养院。对他们来说，这是再进入社会的新生活的开始。然而，近百年的大衾岛麻风村从此完全走进历史。
根据资料，目前中国仍有几百个麻风村。中央的、地方的档案馆仍藏有丰富的关于近代麻风病控制的数据。这些材料足够让年轻一代的人类学者或历史学者更深入地研究近代中国的麻风史，或透过麻风史的研究重新检视中国近世与近代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史。更好地响应凯博文所提出的挑战。刘绍华博士曾告诉我，比起中国西南部偏僻山区的麻风病患，大衾岛的长者算是幸运的一群。她的经验清楚地显示，中国的麻风史不只一个。同时，中国麻风史仍在延续着。
4、近年有关麻风病的科学研究指出这个病的历史与人类几乎同样长久，它是经由一个基因结构非常稳定的杆菌随着人类在地球上的徙移而传播。由于人群在全球各地的迁徙史悠久而复杂，麻风病在各地发展的历史也先后有别，科学家可以从基因结构的微变辨别历史的大概（Monot，M. 等，“On the Origin of Leprosy”，Science 308 (2005 五月)：1040-1042.）。同时，由于这个杆菌不能在人体外培植，因此至今人类仍无法制造疫苗来预防麻风。换言之，就算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普遍推行有效的联合化疗，但只要人类在地球上继续生存，麻风病就不会消失，尽管杆菌的传染性其实并不如想象中的强。今天在印度、巴西、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一些非洲地区，麻风病仍然猖獗。全球每年仍有约二十五万个病患。在巴西，一般人对麻风的恐惧比艾滋病尤甚。科学家还在继续研究杆菌的基因结构，与控制这个疾病的各种药物。今年2月19日，《纽约时报》报道一个由美国研发、在巴西登记的新的麻风测试剂上市的消息。这个代价不到一美元的测试剂可以在十分钟内检验出病人血液中是否有杆菌，以便作早期的治疗以达到最好的疗效（Donald McNeil，“Fast new test could find leprosy before damage is lasting”，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9，2013）。这个科学的新发明，对病患而言，无疑是好消息。不过，我们知道，一个药物能否有效控制疫情，并不单单依靠其药效，更重要的是医药制度的安排与效率。那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社会与文化问题。如果病患因疑惧而逃避诊断与治疗，或社会因歧视而将患者驱赶于家庭与小区之外，或政府政策无法下行到基层，或基层的想法与经验无法上达，那么这个良药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但是如果在官方制度之外，还有宗教或公益团体不但可以提供病患所需要的精神慰藉，而且可以扮演施派药物的角色，那么药物的效用就会得到好的发挥。这些变数因不同宗教、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与政治形态而产生极不同的结果。
既然人类社会注定要与麻风病共存亡，这个长期处于生物与社会文化面之间的疾病，或其他类似的疾病，应是以后历史学者继续关心的研究课题。
2013年3月4日于香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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