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改变了“丛书”的概念

    很快就要度过自己的58岁生日了，可突然接到难以推脱的邀请，要我专门为江苏人民出版社庆祝60大寿。这下子，才猛然想到了年龄间的关联：看来真要向这家出版社，喊一声“哥哥”了！

    不知就里的人，也许会觉得这有点问题，似乎一个人和一个机构，不可以这么“称兄道弟”的。不过，但凡了解此间情况的人，却会同情地了解，这可不是一般的“人与机构”的关系，而是几十年的交道、几十年的交情！

    还记得在庆祝江苏人民社50大寿的时候，自己曾经咬紧牙关写道：“我想，只有等后人总结我们双方的合作历史时才会真确地发现，尽管只享有小小的历史夹缝，但只要长久真诚地互信互重，在这块土地上就仍有可能做点什么来对抗文化生态的荒漠化。”

    而到了江苏人民社60大寿前夕，新的题词显然放松和乐观多了：“在贵社六十年的历程中，我几乎陪伴着走过了一半。而今回望整个学术界，已罕有人不受我们合作的影响了！”这当然是因为，我们又携手走过了十年，而且是成果累累的十年，甚至是有口皆碑的十年，所以，我们收获了更多值得高兴的事情，包括积极的社会效果，也包括各界的广泛肯定。

    不过，我现在想到的，却首先是当初创业的艰难。别的不说，座中肯定有人能够会心，我们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实则遭遇过两次悄无声息的、未曾与外人道过的危机。其中第一次是，不知受到了什么压力，在佘孟仁社长那一任上，生出过放弃这套丛书的念头；而第二次则是，到了吴源社长那一任上，又不知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再次生出了放弃这套丛书的念头？

    所幸的是，第一次是全靠佘江涛主任——如今他已是集团的领导——纯粹出于对学术本身的热爱，雄辩地说服了自家老爷子；第二次则是因为，出版社领导亲自到了北京的万圣书园，发现在本社的所有产品中，汉学书籍是最有读者缘的，所以终究不舍得自毁长城。我如今再来回顾这个，当然不是想要煞风景，而是要带着历史感来提醒，这套丛书其实也有过“命悬一线”的关口，而当初只要有一念之差，这套整个凤凰集团的拳头产品，这个整个国内学界的最大丛书，就很可能根本不复存在了，还岂能积累到今天的规模与口碑？

    那么应当感谢谁呢？我想，首先要感谢社里的编辑们，他们具有出版家的情怀与热情、魄力与眼光，敢于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也不去计较短浅的功利。这里，不光有刚提到的佘江涛先生，还更包括史家骅、周文彬、吴源先生，乃至如今正在密切合作的徐海、府建明、王保顶先生。抱歉的是，我简直无法悉数列举所有值得尊敬的名字，因为我们的交道打得实在太久了，几代编辑都接续跟我们共过事，也都提供过至可宝贵的帮助。

    正因为交道这么久，我当然也很能理解，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见好就收”。其实在我们的合作之前，就连“丛书”都不是如今这个概念，那不过指部分内容相近的书籍而已，所以其规模和编辑时间，在人们的理解中就注定是有限的。而我们这套“没完没了”的丛书，却整个儿改变了对它的理解，它要引进的是总体的知识领域，它要成为的是中国研究界的窗口，它要采撷的是不断涌现的域外新作，这样一来，它的规模壮大就没有止境，除非国外同行都不再写书了，或者写出来的都不再是好书了！

    那么，为什么产生这样的观念改变？又为什么会以这样的观念，来引领整个出版业的潮流？这当然是因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他们本身也都是儒林中人，他们自己也都有学术的追求，由此，就听得进去我作为学者的建议。在这个意义上，就连用“双赢”来形容我们的合作，都嫌不够味道，实在说来，我们根本就是同一个理想、同一种追求。

    而进一步说，这种追求到底又是什么呢？那正是要借助海外的观察，或者镜中的形象，来兼听则明地、虚怀若谷地全面了解祖国，从而在跨文明的持续对话中，为当代中国的历史定位，做出基于出版家立场的真正贡献，也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铺垫出坚实可靠的思想平台。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越是向前延伸，这套丛书的后劲就会越大，贡献也就会愈加突出，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正由于合作基础牢靠稳固，而工作起来得心应手，这种“一个人和一个机构”的关系，如今更在向更深广处发展。最近两年，在府建明先生的主动邀约之下，也多谢周晓阳和王保顶先生的具体操持，我又为江苏人民社主编了“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和“清华国学书系”，而前者作为目前焦灼态势下的及时雨，后者作为辉煌传统的大合唱，都成了当今出版界抢眼的亮点。

    当然，在“一位学者和一家出版社”之间，之所以会结成这种富有成果的、堪称典范式的关系，也肯定得到了很多外因的支持，特别是广大中文读者、包括港台读者的热心阅读，和来自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雄厚支撑与统筹安排。为了不辜负他们的厚望，我们今后一定会更上一层，以精诚的合作推出更多的精品，以对得起中华民族走向文化大国的历史使命，以对得起将从我们这里传递接力棒的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