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收获》的半世纪浮沉

    《收获》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本大型文学杂志，发行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然而，人们对它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坚持只有一个《收获》；另一种是“此《收获》非彼《收获》”，认为“文革”前和“文革”后的《收获》并非一家。

    其实，《收获》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创刊到停刊，再由复刊到停刊，又至复刊。所以存在一个创刊两个复刊，共三个刊本。但如按期刊发展史来分，应是两个《收获》，如按内容宗旨来说，则又是一个《收获》了。

    《收获》的出版，是由当时文化部副部长刘白羽与邵荃麟、巴金、靳以等共同商定的，为的是想恢复《文学季刊》这样“卓然不群”的刊物。靳以则取了“收获”一名，寓意着收获的季节来到了。经过大半年的筹备工作，于1957年7月24日创刊。考虑到巴金的原因，编辑部设在上海。主编由巴金和靳以担任，编委成员有巴金、冰心、刘白羽、艾青、陈白尘等13人。《收获》的目的是“以‘收获’做为作家和读者的桥梁，让读者表示对作品的意见，让作者倾听读者对作品的意见，并热情而适当的吸取读者的意见，使他的作品更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发刊词》）。

    建国以来，不少作家写出了许多反映时代的作品，正苦于在出版前没有一个适合的刊物发表，多听取读者的意见。《收获》正是在此际诞生了，但是又生不逢时，恰逢反右斗争的开始。未创刊前，已有了些蜚言蜚语。虽然如此，《发刊词》中第一句就阐明了“《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但同时又强调，刊载的作品应该符合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项标准。因此，第一期就刊载了体裁丰富多样的作品。有“长篇小说”，作家艾芜的《百炼成钢》；“剧本”，老舍的《茶馆》；“童话”，儿童文学家严文井的《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诗歌”，冰心的《我的秘密》；“短篇小说”，沙汀的《开会》；“电影文学剧本”，柯灵的《不夜城》，以及巴金的《和读者谈谈“家”》等力作。尤其是第一篇，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此篇是在《中国小说史略》之后，鲁迅在西北大学的演讲稿，比之《中国小说史略》又有所发展，是研究鲁迅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由此看出，《收获》所承载的重任及编辑们多么“希望《收获》能贡献给我们亲爱的祖国以更多的香花和有益的食粮”。而这，也正是广大读者所希求的。

    然而，《收获》刚一出世即遭到猛烈攻击。这从第二期就反映出来，刊中有巴金和靳以署名的《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文章前面用大段篇幅申明了《收获》是在党的领导下创办起来的，对施蛰存和王若望等的：不要党的领导，搞宗派主义，给予了毫不留情的驳斥。最后坚定地说“‘收获’创刊号已经出版了，发刊词就是我们的意见，所刊登的作品是和我们发刊词的意见相符合的。不但创刊号如此，今后也还是如此。”这时，形势已开始急转，第三期起即体现了这一点。开头登载了一篇《坚决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社论，继之，愈演愈烈，文风也开始变向，“八股”文渐渐多了起来。其中有姚文元的《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张春桥的《大跃进的风格》、徐景贤的《评海默的两篇小说》等。《收获》已渐渐失去了本来面目。随之，编委也起了变化。第三期即除去了艾青、陈白尘，增加了李季。至1959年第五期又增加了萧岱。1960年第二期，菡子也从读者视线中消失。其间，郑振铎1958年不幸罹难，1959年第一期删名；1959年靳以病逝，本年第六期黑框标注。编委由原来的13人，变为了10人。而杂志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下，勉强支撑了三年，至1960年第三期，终于不告而停。至此，共出了18期。说到停刊，许多文章，包括1979年的《复刊辞》都归结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其实，在“同人刊物”、“独立王国”的重重罪名下，委实难逃厄运。编者本希望“这是‘收获’的开端，也希望它一年年地更多采更丰盛，结出更多的果实。”然而却胎死腹中。而这一时期刊出的许多作品，如《上海的早晨》、《野火春风斗古城》、《迎春花》、《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后来都成了抢手的书。

    时至1964年1月，在广大读者要求下，《收获》复刊了。复刊后的《收获》与原来的《收获》有所不同。一是期号重新开始，标注为“总第1期”，而不是延续以前的期号；二是刊物改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主编虽仍是巴金，编委人员也仅限于上海分会作家，具体名单期刊上无列，实际上有巴金、王道乾、刘大杰、峻青、靳以等共十人，后又增加了萧岱；三是从第四期起，出版者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出版；四是收获社地址改为上海巨鹿路675号；五是出版日定为“每逢单月二十五日出版”。由此种种，大多数学者认为，此《收获》非彼《收获》。而在《编后记》中也只说：“1964年的《收获》与读者见面了”根本没提“复刊”的话。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复刊”内页有一则“启事”：“本刊原定为每逢单月五日出版，现决定从第一期起改为每逢单月二十五日出版。”而这里的“每逢单月五日出版”指的则是《上海文学》。这在1959年《收获》第五期封底有说明：“文艺月报”自十月号起改名为《上海文学》。每月五日出版。”由此，再查看1963年《上海文学》11—12合刊，中有一则改版启事：“《上海文学》月刊已决定自一九六四年一月起改名、改版为《收获》双月刊。……每逢单月五日在上海出版，每期为十六开本，一共七十六面，定价七角。”这就清楚地验证了，此《收获》的前身，原是《上海文学》，更证明了前后两种《收获》本不是一家。巴金曾在回忆文章中说道：“1964年1月《收获》在上海重现，人们称它为‘新收获’或者‘小收获’，它不是原来的《收获》，中国作协也没有复刊的计划。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上海作协分会将别的杂志停刊，改出新‘收获’。”巴金提及的“将别的杂志停刊”，讲的即是《上海文学》。从出版页上根本看不出这些，编辑者仍是收获社，所以很容易使人造成误会。再如《编后记》所说，我们力求“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凡是不违背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六项政治标准的各种题材、各种主题的作品，我们都竭诚欢迎。”这与创刊号的宗旨同出一辙。

    这一时期《收获》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七首》、浩然的《艳阳天》、乌兰巴干的《燎原烈火》、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等，发表、转载了大量政论性文章，形势使然，这也是此时刊物的显著特点。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文革”不断深入，1966年第一期周扬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1965年11月29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和林雨的《在学习创作“突出政治”的体会》等几篇文章刊出，预示着“新收获”的结束。至1966年5月出版了第二期，便被“勒令”停刊，再次不告而终，编辑部成员也相继被下放。“新收获”前后仅坚持了二年，共出了14期。在接下来的“文革”中，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包括前面提到的都被批判为“大毒草”。有些如《创业史》却半途夭折，令人痛惜。

    1979年1月，《收获》复刊，而复刊的《收获》物是人非。主编虽仍是巴金，但编委叶以群、魏金枝等多已去世，新出任的编委，出版页无列，出版者正名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地址、发行日期不变，复刊号标注为“总第15期”，和文革前的停刊号总第14期相连。在《复刊辞》中说：“被万恶的林彪、王张江姚‘四人帮’‘勒令’停刊了十三个年头的《收获》复刊，与同志们重新见面了。”这里的年份是从1966年算起，而且这次对“复刊”却作了郑重的声明，显然它们是一家。

    上述三本《收获》的主办单位和期号不尽相同，但有几点却是相同的。一是主编没变，巴金一直担任到去世，编辑人员也保持了一定的延续性；二是编辑部一直设在上海，只是变更了地址；最重要的一点，“百花齐放”的宗旨没有变。所以，三本《收获》变的只是形式，形式的不同妨碍不了实质内容。老编辑罗荪在1979年复刊号上发表了一篇《三个〈收获〉》的回忆性文章，其中也没有把它们分开。在读者心目中，始终是一个《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