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

    林志纯（1910-2007）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和史学教育家，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以筚路蓝缕、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学术，在史学研究及人才培养上做出了开创性与奠基性的贡献。他以“日知”为笔名，留下了为数众多、影响深远的学术作品，是我国现代学术史上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去年，《日知文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凡五卷，收录了林志纯先生自1934年至2000年之间已刊、未刊的学术论著，让我们得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林志纯先生的学术成就。

    《文集》第一卷《远足丛稿》（以下简称《丛稿》）收入1934-2000年间林先生已刊而未收入专著的论作，时间跨度达65年，早期的十篇论著收入此卷。这一卷最大的特点，是许多文章都为当年林先生参与学术界几个重要历史问题讨论的稿件，从中可以窥见林先生史学思想的演变，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其理论的完善过程。第二卷《世界上古史纲》（以下简称《史纲》）成书于1977年，是第一部我国学者完成的具有独立体系的世界上古史教材，由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共同完成，但全书贯穿着林先生的指导思想，大框架为林先生所擘划，众多史料为林先生所提供，并由他最终对全书取舍定稿，故将此书收入其《文集》。第三卷《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以下简称《千年史》）、第四卷《中西古典学引论》（以下简称《引论》）为作者关于中西古典文明的专著和自选集，最能体现林先生学术研究的个性特色。二、三、四卷都由林先生亲自修订成书，此次整理未作大的调整，以原面目收入。第五卷《未刊稿》收入未曾刊发的文稿和讲义，多与史学史及史料学有关。其中的史料涉及多种古代语言，如象形文字、古代希腊语等，从一个方面展现了林先生史学研究的气象与规模。

    《文集》五卷中，尤应注意的是《史纲》、《千年史》与《引论》三部论著。《史纲》一书几乎涉及世界上古史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对人类上古历史阶段的具体过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代表了我国学者当时在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标志着“林先生学术思想和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王敦书：《林志纯和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千年史》包括了林先生对古代民主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是他关于古代世界“从城邦到帝国”理论体系的阐述，是其理论创新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引论》收入作者1978-1996年有关“中西古典学”的28篇论文，与《千年史》互为补充，在许多论题上是前者的深化。作为林先生晚年30年间的著作，这三部论著是中国学术逐渐走向正常化过程中完成的，汇集了林先生对中西古典文明研究的专论，体现了他为建立“中国古典学”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对此有学者评价道：“林先生构筑了他关于整个古代世界历史的史学体系，具有高屋建瓴、囊括天下的气势，可谓贯通中外，博大精深，令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当然，这样一个眼界开阔、思想新颖的庞大体系，在草创之际不可能尽善尽美，必有不少不足之处和值得商榷的地方……然而，林先生思想著作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影响则是众所周知，无可否认的。”（王敦书，上引文）这是对林先生晚年治史成就平正、公允的评价。

    林先生为建立“中国古典学”竭精殆虑、奋斗不止的内在精神动力，是他对中国文明的深刻认识与深厚情感。他认为，西方古典在人类历史上熠熠闪光，有荷马、赫西俄德的史诗，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历史，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政治学，西塞罗的辞令，可谓星光璀璨。在中国，三经三礼、诸子百家，自黄帝至共和，自孔子至司马迁，古典不朽，代代相传；古典文明从古到今，一线相承，未尝间断。比之有过两次间断（即古代的和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的西方古典，中国古典文明传统之悠久，文化内涵之丰富，毫不逊色，典籍之宏富更是独步世界，罕有其他民族可与伦比。因此，中国应有自己的、可与西方古典学比肩的“古典学”。正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情感，对振兴中国学术的热切期望，及一位优秀学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他在晚年仍焚膏继晷，夜以继日，笔耕不辍，为推动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发展呕心沥血，不遗余力。正如刘家和教授所说，林先生晚年虽“年事越来越高，可是阅读国内外新成果的努力始终不减。真正实践了自己的笔名，做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刘家和：《〈日知文集〉序》）。

    《日知文集》是迄今为止林志纯先生最完备的论著结集。它让我们既可以纵览这位史学巨匠平生治学的规模，也可以仰观这位苦行僧一样的学者以殷殷心血完成的史学作品所达到的学术高度。诚如刘家和教授在为《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所说，在我国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方面，在我国古典学研究基地的创立方面，在我国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开拓方面，林先生的成就都是具有历史性的：实现了对前贤的超越，值得后人努力探索，以新成就超越他。

    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时代而存在，林志纯先生一生最具创造力的中年时期，是与中国学术备受摧残的荒谬岁月相重合的。虽然他在1950年代以前已经完成了作为学者应具备的良好条件，但新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不能不使这位学者面临另起炉灶的转变，并在其作品中留下烙印。

    首先，林先生1950年代的作品，读来给人以论代史、生搬硬套的感觉。个中原因，不难想见。新政权建立以后，意识形态干预学术研究被视为当然之事，经典作家的论断成为历史研究的前提，而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替经典作家的结论做注脚，“结论先行”成为一个时期的突出现象；同时，视苏联为马列主义正宗，对苏联采取“一边倒”，苏联学术界的僵化模式及教条理论被认为是中国学界仿效的样板，形成对苏联学术亦步亦趋、生搬硬套、胶柱鼓瑟的局面。林先生置身其中，难以免于受其影响。

    其次，林先生的具体观点并非完美无瑕，无可商榷。如关于“封建主义”问题，林先生认为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以中国古典中的“封建”对译关乎feudalism要害的fiefs；严复将feudalism译为“拂特封建”或“封建”，二人的误译导致后来的“封建主义”问题。然而，从政治形态看，西欧feudalism所表达的核心意涵是：中央缺少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地方坐大，诸侯分立；地方可与中央相抗衡，甚至诸侯势力胜过中央。中国典籍中的“封建”，本义为“殖民建邦”、“封藩建制”，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其目的虽意在拱卫周王室，但在客观上却是地方势力形成、削弱中央政权的制度，所以汉文“封建”与西欧feudalism所要表达的“封建”，意涵吻合而非相悖，从翻译角度并无不当。问题的关键是，长期以来，僵化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将西欧中世纪与秦汉以后的“皇权社会”都冠以“封建社会”名称，不仅造成“封建”之“名”与中国社会之“实”的错乱，而且也忽视了东西方社会的巨大差异，遂使我国的史学研究出现无数难题而不得其解。

    最后需要指出，《日知文集》的整理有待进一步完善。《文集》存在同样文字被两次收入不同卷中的情况。此外，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文集》仅仅收入了林先生与苏联学者阿夫基耶夫的通信，他与国内外其他学者的交往书信（包括笔者见到的与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周一良先生的信件）均未收入。作为著名学者，林先生与学界友人的交往，无疑是其学术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个人信件所包含的信息具有不可替代性，对于了解这位史学巨匠的心灵，展现这位大学者活泼、乐观的内心世界及虔敬、进取的精神境界，具有独特价值。希望在未来修订的《日知文集》中能够见到这些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