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梁：我关注小人物在战争中的命运

    都梁，石油勘探工程师。因为和朋友打赌，写了第一部小说《亮剑》，别人称他为“军旅作家”，他不服气了，拿出《血色浪漫》证明。但是紧接着又有人说，都梁只能写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他非要写一部自己绝对没经历过的作品，《狼烟北平》因此出炉。就凭着这么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他陆续又写出了《荣宝斋》、《大崩溃》。

    3月23日，一向低调的都梁，破例接受读书报专访。《大崩溃》这部3年时间才完成一半的长篇小说，描写的是1944年抗战时期正面战场的“豫湘桂战役”。抗日战争8年，中日双方正面战场上有22次大会战，但豫湘桂战役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无论我们是否接受，它都是一段惨痛的、不容易回避的历史。

    因为豫湘桂之战的一败涂地，使中国作为反法西斯阵营主要国家，国际形象大打折扣，直接影响到雅尔塔会议幕后交易，改变了战后的政治格局，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在当今中国重新崛起之际，在研究我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地缘战略等问题时，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得出其中的历史教训，应该更有现实意义。所以，在小说出版之前，有朋友劝都梁，尽量不用“大崩溃”做为书名，结合当今的国际形势，应该用一个鼓舞人心，令人振奋的名字。都梁说，历史就是历史，它绝不会因为你个人的好恶而改变。惨痛的历史能够使后人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他的作品类型多变，但每一部都有独特的情怀与力量。《亮剑》诠释了国之“军魂”，《血色浪漫》描述了一代人的奋斗史，《狼烟北平》可以当作爱国主义教材，《荣宝斋》则算是一部“家族企业”管理学巨作，其中饱含商业智慧和人生真谛。四部作品类型不同，但其主题却不出“家国”二字。都梁说，作家有各种各样，写小故事的也很多，我对小题材没有兴趣，我写能够引起我思考的。

    读书报：您是从一次打赌进入写作的，但是后来的《血色浪漫》《狼烟北平》以及《荣宝斋》，写作是否从不自觉转向自觉？创作的心态有怎样的变化？

    都梁：当写作不成为职业，就变得纯粹，无非是在业余时间找一点事情做，解除无聊，顺便把思考的东西写出来。

    读书报：评论称这次写作是首次还原正面抗日战场豫湘桂大战日军的历史。作品中，对于原有史料的挖掘有哪些突破？8年抗战里中国军队的真实处境是什么？

    都梁：很多战争，史料上只有模糊的描写。战争首先是国与国之间工业实力的较量，其次是参战国之间的国家决策者和军队高级将领在智力层面上的博弈，在某些局部战役或战斗中，智力层面的博弈如果发挥得当，有时甚至可以弥补国家工业实力之不足。我想展现一些真实的历史细节，比如在我们的影视剧里，国军军官那身装束和做派已经成为一种定式，他们通常穿着笔挺的美式军服，皮靴锃亮，喜欢喝咖啡，吃西餐。  

    这些印象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以前的教科书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但据我查证，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除驻印军外，从远征军、中央军到各省地方部队甚至连鞋子都不发，下级军官和士兵一律穿着自己打的草鞋。我从史料中发现，1944年10月龙陵会战时，做为中国最精锐部队的第5军投入战场时，为了向盟军显示国家的尊严才给第5军特别配发了胶鞋。其实不仅仅是鞋子的问题，抗战时期国军的军装也是三年一发。一身质量不怎么样的粗布军装穿在整日摸打滚爬、行军作战的士兵身上，而且要穿三年，会是什么状况？

    从这些细节上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军队面对强敌处于何等艰苦卓绝的状态。如果让我概括八年抗战里中国军队的真实处境，那就是：筚路蓝缕，屡败屡战！

    读书报：您的每一部作品，总有一个或几个人物能够牢牢抓住读者，比如《亮剑》中的李云龙、《血色浪漫》中的钟跃民、《狼烟北平》中的文三儿，以及《荣宝斋》中的庄虎臣、王仁山、张幼林。但在《大崩溃》这部小说中，您似乎把笔墨平均分配给了几个角色，通过这几个不同层次的人物，战争中的每一个角落都被一一展现了出来，好像没有明确的主角，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独立出来，您为什么要一下子写这么多人的故事？ 

    都梁：《大崩溃》是写抗日战争中的豫湘桂之战，主要是写历史，其次才是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命运。大仲马有句名言：“历史是什么？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在这部小说中，豫湘桂之战就应该是那根钉子，我的故事都挂在钉子上呢，书中的人物命运必须服从历史事件的安排，这就是以史带人的写法。

    《亮剑》、《血色浪漫》等作品的创作手法是以人带史，主要是写人物，写主人公在历史事件中的命运。这类手法比较讨巧，也容易被很多读者接受。比如李云龙这个人物，他嘴里不干不净，风风火火地出场，几乎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为李云龙的存在而设置的，就连历史事件都是为他服务的，这样的人物肯定出彩。

    《大崩溃》是写大型历史事件，豫湘桂之战可以说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有着广阔的交战地域和众多的参战兵力，有空军及装甲部队等重型技术兵器的使用，交战双方最高统帅及高级将领之间的智力博弈、排兵布阵，有中国政府与同盟国政府及政府首脑之间的微妙关系等等……全书贯穿着大格局、大战略思维，要把如此巨大的历史信息都集中在一部小说里，除了使用全景式的描写手法外，我还想象不出能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读书报：全景式的描写，驾驭起来是不是特别困难？

    都梁：所以尽量在笔墨上平衡。像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这类巨著，他们当年的创作手法虽然在今天已经显得很老套，但对付这类大型历史题材，当代好像还没有哪个作家解决得更好。当然，我首先得承认自己缺乏才气，再转念一想，我只是个业余作家，干吗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呢？

    读书报：佟满堂、史铁柱这兄弟俩是小说中普通老百姓的代表。为什么会选择这两个最普通的农民作为书中的一条主线？

    都梁：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共征召了1400万人入伍。其中有1200万人经过训练补充到军队和人力运输队。佟满堂、史铁柱这兄弟俩就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乡村民众的状态，他们在穷乡僻壤长大，懵懵懂懂走进战争，一开始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何而战，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逃跑，只有到最后他们自己的亲人被日军杀戮，这才转化为自觉的战斗。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数百万军人大部分都是像佟满堂、史铁柱这样的农民组成的，如果我写抗日战争，这种人物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战争是一种极端状态，是由千千万万的小人物参与的，他们往往并不清楚战争的原因，就被稀里糊涂地卷入了。小人物们在战争中的个人感受和政治家、职业军人不一样，所以我很关注这些小人物在战争中的命运及个人感受。

    读书报：在衡阳保卫战等战争细节上，您是如何把握的？小说中涉及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如何区分？

    都梁：细节有普遍规律，还有些细节在战史上可以查到。比如衡阳的工事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就涉及比较专业的军事问题。

    这部小说里还写到大量的历史人物，譬如蒋介石、史迪威、陈纳德、蒋鼎文、汤恩伯、薛岳、方先觉，还有在豫中会战中壮烈殉国的国军将领吕公良、李家珏等人。既然写这段历史，这些历史人物都是不能不提的，而且还要按照这些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真实表现去写，对待历史事件中的历史人物，最好不要虚构，否则就成了戏说历史，这部小说的性质就变了。近现代出现的长篇历史小说，无一不是按照这样的人物框架写成的，把历史人物和作家虚构的人物结合起来，构成人物关系，用文学的手法再现那段历史。

    读书报：在把握这样的大题材上，您觉得作为非专业作家，在写作技巧上是否会有所欠缺，写作中感觉有怎样的优势或不足？

    都梁：在我看来写作没什么技巧。我看过戏文系的书，他们的理论就算全部掌握了也一样用不上。所以说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人有很多潜力，你适合干什么也许并不知道，在某一段被激活了，可能就会做。但有一个必然，就是积累。我原来看了很多书，并没想到写作，突然写作了，阅读的积累对我帮助特别大。写《亮剑》时我没有翻史料，一气呵成，就靠平常的积累。我写一部，觉得能拿得出手了，就交给出版社，至于不足，交给读者评判，读者还是有他们独特的眼力。（本报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