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欧洲小说（2011）》：一座小说共和国

    ●对“大国文学”和“小国文学”这一概念，我们应保持警惕甚至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一概念本身极有可能包含着种种文学之外的因素。

    ●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苦难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同样，没有经历过南斯拉夫内战，塞尔维亚小说家弗拉基米尔·阿森尼耶维奇决不可能写出《一分钟：蠢蛋之死》（吴冰青译）这样震撼人心的小说。●读它们，我们会感受到欧洲小说的丰富性，多元性，艺术性，当代性，和独特性……将它们并列在一起，我们兴许才能明白欧洲小说的完整含义，进而逐步理解欧洲的完整含义。

    ●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苦难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同样，没有经历过南斯拉夫内战，塞尔维亚小说家弗拉基米尔·阿森尼耶维奇决不可能写出《一分钟：蠢蛋之死》（吴冰青译）这样震撼人心的小说。

    ●读它们，我们会感受到欧洲小说的丰富性，多元性，艺术性，当代性，和独特性……将它们并列在一起，我们兴许才能明白欧洲小说的完整含义，进而逐步理解欧洲的完整含义。

    我曾在各种场合强调：对“大国文学”和“小国文学”这一概念，我们应保持警惕甚至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一概念本身极有可能包含着种种文学之外的因素。大国，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文学的优越；而小国，也并不见得就意味着文学的贫乏。事实上，在读了太多的法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文学等等所谓的“大国文学”之后，不少读者一直十分期盼能读到一些小国的文学，比如东欧文学，比如非洲文学，比如北欧和南欧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文学中，或许还有一种清新的气息，一种质朴却又独特的气息，一种真正属于生命和心灵的气息。而全球化背景，恰恰极容易抹杀文学的个性、特色和生命力。

    然而，语言的障碍却明显存在着。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大语种文学和小语种文学这一现实。这一现实，更多地体现的，是文学在传播上的尴尬。这也就让小语种文学显得更加难能可贵。正因如此，每每读到小语种文学时，我都有欣喜的感觉。而当我捧读起《最佳欧洲小说（2011）》时，“欣喜”两字已难以形容我的心情。我甚至感到了某种惊讶和激动，面对这独特的文学景观，面对这贴心的文学氛围和布局：平等和独立，以及在平等和独立中展现的丰富和复杂。我一直关注的东欧作家，在这部选集中，竟多达十余位，几乎每个东欧国家都有了自己的文学代表。你分明在走进一座小说共和国。而走进这座小说共和国，你又绝对能逢到那命定的作品。瞬间，小说欣赏演变成一种心灵默契，超越时空，让你感动，甚至让你震撼。

    斯洛文尼亚小说家德拉戈·扬察尔的《预言》（吴冰青译）就是这样的小说。与其说我在走向它，不如说它一直在等着我。注定会发生的邂逅。故事围绕着一段出现在厕所墙上的“反动诗句”展开。读着读着，我们很容易忘记那故事发生在铁托时期的塞尔维亚。它完全可能同样发生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某地。记忆被唤醒，被照亮：它就发生在我的少年时期，发生在我的家乡。好几回，在夜晚，我们被召集到学校教室或政府礼堂，按照要求，写上一段话。灯光昏暗，气氛紧张而又诡异，我们稀里糊涂，不知出了什么大事。回到家后，大人才小声地提醒：这是在查反动标语。于是，“反动标语”就成了一颗定时炸弹，制造出一片恐慌气氛。恐慌中夹杂着一丝神秘。孩子的感觉同大人的又不一样，还有某种好奇和兴奋。单调的生活终于有了点插曲。然而，儿时，思想简单，阅历也有限，并没有能力深想那所谓的“反动标语”背后又潜藏着怎样的故事。因此，儿时的记忆常常就是残缺的未完成的记忆。而扬察尔恰恰为我们挖掘出了一段那背后的故事。一个被人讥讽为研究“腐朽语言”的教授偏偏要让自己掌握的“腐朽语言”爆发出令人惊骇的力量。“反动诗句”实际上源自圣经故事。倘若不熟悉圣经故事，你也就难以破解那“反动诗句”的真正含义。如此，一段看上去显得粗鄙的“反动诗句”顿时变得高级而有力。教授以此方式反击，抗议，和控诉，并将自己的反击、抗议和控诉提升到了预言的高度。作者兴许并没有想到，他的这篇小说竟然和一位遥远的中国读者发生了心灵互动，丰富进而又完成了他的童年记忆。没错，是互动，而不仅仅是共鸣。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唯有优秀小说方能激发起的深度共鸣。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苦难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同样，没有经历过南斯拉夫内战，塞尔维亚小说家弗拉基米尔·阿森尼耶维奇决不可能写出《一分钟：蠢蛋之死》（吴冰青译）这样震撼人心的小说。小说的内在主题其实是战争。但作者却没有直接写战争，而是将目光对准了战争牺牲品，一个绰号蠢蛋的不幸者。小说采用倒计时方式，生命的最后一分钟，高度凝练，又极端丰富。战争的残酷，人性的扭曲，命运的悲惨，在这艺术化的一分钟里尽数呈现。个人的命运何尝不是民族的命运。战争的影子常常比战争本身更加恐怖，也更为震撼。小说仅仅数千字，形式和内容巧妙融合，现实和艺术完美统一，语言和细节精准有力，扩散出巨大的容量和无尽的内涵，完全有可能比一部同样主题的长篇更有力量，充分显现出短篇小说的精致、能量和魅力。巴尔干冲突和南斯拉夫内战一直是欧美史学家和文学家关注的焦点。相关作品层出不穷。但我肯定会牢牢记住《一分钟：蠢蛋之死》，因为它独一无二，难以替代。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是一个典型。他对小国这一概念特别敏感。在他看来，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马内亚、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有些作家甚至最后放弃母语，改用英语、法语等通用语言创作。只要细读作品，你会发现，《最佳欧洲小说（2011）》中的多数东欧小说家都具有某种国际视野。影响和交融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黑山小说家奥格年·斯帕希奇索性将美国短篇小说大师雷蒙德·卡佛当做了自己小说的动机：《我们失去了雷蒙德——卡佛死了》（严蓓文译）。小说在讲述什么？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一种莫名其妙的影响和感应？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危机或生活危机？也许是所有这一切的奇妙混合。“卡佛的故事充满不安。它们散发出一种特殊的焦虑。它们太像真实生活了。”男主人公如此想。小说故事也因此和卡佛作品产生了某种互文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互为注解。小说的最后部分实际上是对卡佛的微型小说《大众力学》的巧妙模拟。作者既有可能以此方式表达某种隐喻，也有可能以此方式向卡佛致敬。正如我们难以说清楚生活一样，我们常常也难以说清楚一部小说。出色的小说常常因其丰富、细腻和复杂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克佐克的《世上最丑的女人》（陈姝波译）也属于这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优秀小说。一个马戏团经理娶了世上最丑的女人。人们兴许会怀疑他的动机。但他自己明白，这场婚姻确实是出于感情。只不过这是一份极为特别极为复杂的感情，伴随着好奇、厌恶和恐惧，却绝没有一丝恻隐之心。事实上，恰恰是她的不同吸引了他。“要是他娶她为妻，那他就会与众不同——身份特殊。他就拥有了别人没有的东西。”这样的心理倒也合乎逻辑。但与最丑的女人具体生活却是可怕的，甚至是残酷的。他不得不时常短暂逃离，却又无法彻底离开。他成了个分裂的人。他对她的感情其实也是份分裂的感情：既厌恶，又依赖；既开心，又绝望；既恐惧，又好奇。而最丑的女人某一天意识到，人们之所以喜欢观看她，就因为他们自己缺乏任何独特之处，他们是孤独的，他们是苍白的，他们是无聊和空虚的。读完这篇小说，我的脑海里不断出现两个字：特别。一个特别的情感小说，一个特别的心理小说，一个特别的哲理小说，一个特别的寓言小说，或者说，一个特别的情感-心理-哲理-寓言小说，或者干脆说，一个特别的小说，那么的细腻，深刻，悲伤，肌理丰富，让人久久地回味。

    在《最佳欧洲小说（2011）》中，如此的杰作不胜枚举，而且几乎篇篇都有独特的魅力，译文又十分精彩、到位，实在是让人爱不释手。读它们，我们会感受到欧洲小说的丰富性，多元性，艺术性，当代性，和独特性；我们会感受到生命气息和心灵力量；我们还会意识到，文学中，尤其是在诗歌和短篇小说中，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无论是角度还是语调，甚至包括标点符号，一切皆有意味，皆为艺术。同时，我想说，将它们并列在一起，我们兴许才能明白欧洲小说的完整含义，进而逐步理解欧洲的完整含义。文学是能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增添魅力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魅力的一部分。文学也应该是最自由最民主的。在文学世界里，所有具有独特价值的作品，都会赢得欣赏的目光。

    “还没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了。”此刻，我忽然想起了在天山天池听到的一句诗，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唐突。可我自己知道，潜意识中，我已经在期盼《最佳欧洲小说（201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