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拜谒逊帝

    辛亥革命以后，住在紫禁城里的溥仪，已是一介平民。否则，即使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与满清政府这位皇帝的见面，应该称作“觐见”才是。

    胡适曾经灰暗过很久，不过，如今相当走红，被追捧者敬奉为当代圣人。其亮度，与日月同光，其高度，与星辰同辉。不过，从他屁颠屁颠，跟头把式地，跑去拜谒溥仪，那种说不好是宠召，还是幸会；是高看，还是重用；是偶然，还是必然；是风头，还是身价倍增的甜丝丝，热烘烘的感觉，溢于言表。虽不露声色，但得意之情，还是写在脸上的。这也许就是“伟大”人物，也免不了的“伟小”之处了。

    在中国，农民对于皇帝，想造反者多；文人对于皇帝，求御用者多，这是两个极端。凡“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者，多为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凡自觉排队，自动靠近，自作多情，自我献媚，冀求挤进御用文人行列之中者，多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道理很简单，凡能被御用者，有官可当，有车可坐，有赏可得，有福可享，什么都有；凡不被御用者，无职无权，无车无房，无钱无势，无门无路，什么都无。一有全有，一无全无，所以，逼得中国历代的文人们，无不拼命巴结，拼命表现，拼命炒作，拼命兜售自己，拼命攀附要员，拼命贴紧官方，心痒难禁，做青云直上之梦，眼红不已，作一步登天之想。

    说白了，就是幻想着皇帝打来电话，小车开到门外，一幅黄缎包裹的请柬，恭请阁下进宫。成为经筵的侍讲，成为御用的笔杆，金殿赐坐，引为上宾；成为穿黄马褂的作家，成为戴纱帽翅的诗人，国师待遇，宠幸有加。从此，主宰文坛，引导潮流，领袖群伦，所向披靡；从此，荧屏露脸，媒体曝光，记者包围，网络追踪；从此，大众情人，风流种子，美女追求，老板送钱；从此，官方色彩，身价腾贵，帝王知己，无比荣光。

    这就是可爱又可恨，可怜又可嫌的中国文人，埋藏在心底里一个永远的梦！

    民国初年，准确的日期为1922年5月17目，在北京的胡适之先生，就有过这样一次意想不到的梦境实现。一天，他当真接到爱新觉罗·溥仪的一通电话，

    “你是胡博士吗？”

    “Yes！”

    “你知道我是谁吗？”

    “I don’t know！”

    等到终于弄清楚电话对面是逊帝时，胡适也按捺不住亢奋之情。

    无论如何，他曾是满清王朝拖过辫子的臣民呀！虽然那是一位末代皇帝，约他进紫禁城一晤，岂有敬谢不敏之说。他不但去了，事后还相当张扬了一番。这也是人之常情，终究不是北新桥的骆驼祥子，或者茶馆里的王老板约他会面。胡适在1922年5月30日的日记里，欣欣然记道：“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

    从鲁迅先生调侃他的文章里读到，好像有人问过，你见到逊帝，是不是跪下来磕头呢？好像还有人问过，你见到逊帝，是不是向他宣讲杜威主义呢？他笑而不答。这种无声胜似有言的表情，显然这次逊帝的召见，有点喜出望外，使他那中国文人的御用情结，得到了大满足。如果溥仪不死，还健在，还在紫禁城里做他的逊帝，还可以关起门来做万岁爷的话，顺应当前胡适行情疯狂看涨的势头，下一道圣旨，将其牌位放在孔庙里配享，也许是适时之举。

    中国文人，努力削尖脑袋盼着被御用，然而，在嘴上却绝对讳言御用。所有已被御用的，未被御用的，想被御用的，都做出一副蔑视御用的清高神气来。不过被时为顽童的溥仪，恶作剧地打了一通玩笑似的电话，胡先生却觉得可以做做文章，遂大大地张罗起来。专门找了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请教礼数，唯恐失敬。为进紫禁城，胡适着实手忙脚乱地筹划了一番，当他拜谒完毕，从神武门里走出来时，兴奋、意外、惊喜、轻松，连走起路来也脚底生风。无论如何，那是皇帝在召见他，对御用文人来讲，这就是最高境界了。

    胡适先生拜谒逊帝，那张中国文人无比幸福的脸，值得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