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壮未必理直

    《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6日发表了朱杰人先生的一篇书评《理直气壮的文化自觉》，所评之书是曾亦、郭晓东编著的《何谓普世？谁之价值？》，该书内容系2011年11月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以儒学与普世价值”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的发言记录（一文一书以下均以“该文”“该书”相称）。这些发言受到该文的高度赞扬，称“它尖锐深刻大胆、振聋发聩，它鞭辟入里、以理服人，让人刮目相看。一群年轻人，而且是经过多年西方思想学术浸润的年轻人，返归传统，反戈一击，让那些全盘西化或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的人猝不及防”——此言不虚，笔者仅读朱先生的这篇“书评”就颇有些“猝不及防”，甚至有一种被这“反戈一击”打蒙了的感觉，不禁抬头看看日历，今夕何夕耶？

    “自由”与“民主”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怎么就成了冷战时期“西方社会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最有力武器”？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共产党宣言》，都把“自由”作为人类的最高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人类预设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著名的“窑洞对”中，毛泽东也认为他找到了“跳出”“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周期律”的“新路”，而“这条新路，就是民主”。由此可见，自由、民主已成为东西方“共通的、普遍的”价值，怎么就成了“西方人全球扩张的重要手段”了呢？

    这一普世的价值体系的构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基督教的精神和英国的政治，实际上它吸纳了许多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精髓。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乃至与法西斯主义的殊死抗争——西方的“仁人志士”披荆斩棘，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一价值体系才逐步确立起来。中国晚清，许多有识之士正是在实地考察了欧美诸国的文化与制度之后，清醒地看到了这一普世价值的先进性和可行性，于是才纷纷向西方学习，主动地敞开怀抱予以接纳。仅从严复以“群己权界”来理解和界定“自由”的意涵，就不难看出国人向西方学习并非不假思索生吞活剥，而恰恰是出于一种“文化自觉”！也正是这种“文化自觉”，才启动了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才使中国的历史跌跌撞撞地步入了“现代”。所谓的“西方强权政治支撑下的强权文化”，“要摧毁一切异质于西方文化的文化”，真不知从何说起！姑且不说中国的先行者们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与伸张，即使是那些由西方人在中国创办的大学，也确实为中国培养了现代人才，何尝以“强权文化”来“摧毁”中国文化了？“燕京”“辅仁”“圣约翰”等教会大学，为现代中国培养了多少“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学贯中西，尤其像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费孝通先生，其中国文化情结丝毫未被西方的“强权文化”“摧毁”呀！

    该文该书一方面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说什么“所谓普世，其实都是具有一定地域性的”，另一方面又鼓吹“儒家讲的礼义廉耻才更有普世价值的意义”，岂不是自相矛盾么？试问，中国历代王朝讲“礼义廉耻”都讲了几千年了，可包括历代皇帝在内的统治者的实际作为又表现了几许“礼义廉耻”呢？蒋介石先生也把“礼义廉耻”当作“国之四维”，从研究过蒋介石日记的学者的介绍来看，蒋先生倒是经常以“礼义廉耻”自律，可他的“礼义廉耻”又把中国带向了何处呢？别说“普世”，就中国的统治者，又有几个知道“廉耻”的？道德说教永远也替代不了制度建设。再说，“到底是人权还是人伦，才真正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普遍价值？”人伦所界定的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皇权宗法社会里，所指的不过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种人伦是完全受制于等级森严的“礼”的，怎么能与维护和尊重个人权利的人权相比呢？之间的差距，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呀！而且在现代社会，“君臣”一伦早就不复存在了。联合国1966年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中国政府也于1998年在此公约上签了字的。《公约》有149个成员国家，其对自由等价值的申说不正是对普世价值的申说吗？

    该文将该书中的发言者定义为“当代儒家”。且不说这一杜撰的概念能否成立，就所引该书中的发言而论，有丝毫新意吗？不过是拾那些“可以说不”的“不高兴”者和大陆暨港台新儒家的牙慧罢了。又是“集中火力”，又是“反戈一击”，甚至借被纳粹党中央封为“桂冠法学家”的施密特的话，侮“提倡普世价值的人不是弱智就是别有用心”——如此暴戾之气，令人惊诧。气倒是很壮，理却未必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