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反义词，是“清楚”

    一  寻找《译后记》

    春节前，终于拿到了十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版《尼耳斯·玻尔集》（下称《玻尔集》），睹物思人，不胜唏嘘。把十二卷逐一翻过，出我意料，竟然没有找到戈革先生的译者序或译后记之类的文字。只有短短一页的译者说明，完全是技术性的，诸如翻译体例、何者译何者不译、人名地名译法之类的说明。虽然其第一则，依然强悍地闪亮着戈革式的话锋：

    本书作者可以说是科学史上一位“大名垂宇宙”的人物，他的生平，见本书所载其得意门生雷昂·罗森菲尔德撰写的《传略》。他的科学-哲学思想应该由科学史界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所以在此不以个人的一偏之见加以评论（那种做法有一定的流弊）。

    为译著写一些说明、介绍、评论性的文字，应该是译者的一份职责。在戈革先生看来，更是要为读者负责。戈革自恃才高，常常连原作者也不放在眼里，批评原书及相关评论水平低级、见识短浅、观点粗陋、材料偏颇，在戈革的评论中，是家常便饭。戈革先生见多识广，知识驳杂，文字生动，比喻新奇，常让人有特殊的阅读快感。

    当然，戈革先生对于玻尔则恭敬有加。这个译者说明似乎也说得明白，不以其“个人的一偏之见”加以评论。为求验证，我从书架上找出戈革先生当年亲赠的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尼耳斯·玻尔集》第七卷（1998年），见到熟悉的笔迹，留的时间为“九八年冬”，彼时我们相识不久。这个版本的正文之前有着与华师大版相同的译者说明，同样没有我记忆中应该有的译序译跋。又让我意外了一下。我想，戈革先生虽然非常高傲，对同辈学者鲜有好评，对其它玻尔研究者居高临下，但是面对玻尔本人，戈革先生则自动隐身匿形。

    然后，《玻尔集》一定是有一个总的译后记的，因为我见过，并且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引用过。

    2006年10月10日，在我赴美访学之前，向戈革先生告别。这是我与他的最后一面。当时，丹麦方面《玻尔集》已出版完毕，共十二卷。当时戈革已经完成了第十卷的翻译，最后两卷的译稿正在收尾。他非常希望能有家出版社，把全部《玻尔集》放到一起，统一装帧，统一出版。但是当时，连最后两卷的出版都没有着落。2007年年底，在我回国之后不久，还没有来得及拜访戈革先生，就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一些朋友在追悼会之后，还曾经举办了一个追思会。也有一些朋友为他的译著奔走。我是在那个时候，得到了一份译后记。译后记作于2007年6年，距离他去世不到半年。所以这篇译后记，是戈革先生的绝唱。

    又一次意外发生春节后不久，当我心有不甘，再一次翻阅第十二卷的时候，这篇译后记赫然出现了。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当初的确是从头到尾翻了几遍！先生生前常被视为怪人，身后的巨著也要搞怪。

    在某种意义上，这篇译后记是整套巨著的点睛之笔。若无此篇，固然是一位思想巨人的文献汇编，有了此篇，则从九天之上的云端落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又仿佛墙上的飞龙破壁而出，耕云播雨；画上的玫瑰散出芳香，招蜂引蝶。

    戈革先生的译后记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他自己的学术经历；二是他的玻尔研究及玻尔翻译过程；三是他对玻尔的评价；此外，还有他对于人名地名翻译的见解与说明。

    戈革先生自陈，写这篇译后记，他“是抱着写一篇‘学术遗嘱’的凄冷心情的”。他那一代学者的经历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之中，人不过是一粒草芥。学术理想更是不足一提。戈革先生原想成为一位物理学家，在与社会现实的博弈之中，最终靠着他的才分与意志，成为一位物理学史家。重读译后记，戈革先生的天鹅之歌，再次为之唏嘘。

    二  玻尔与爱因斯坦

    戈革先生称玻尔“大名垂宇宙”，不过，除了物理学界之外，大多数中国学者恐怕对玻尔不甚了解，甚至没有听过玻尔的名字。多年以前，戈革提出玻尔与爱因斯坦谁更伟大的问题，很多人一听就觉得荒谬。就如有人把韩寒与鲁迅相比所引发的惊诧。戈革对《玻尔集》的评语，“从长远的”、“真正意义下的人类文化的角度”，“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种”，更会让人觉得夸张，不知所云，不知所措。戈革有话在先：

    我自以为是一个认真而诚恳的凡人，精神正常而不错乱，一向自重而不肯大言欺世或巧言媚世。我以一个正派的科学史工作者的条件要求自己，发表言论首先要对得住“自己”，绝不肯以个人的爱恶而不是以客观而公正的标准来评论任何历史现象。我的话只供善意的读者们参考，别人的恶意诽薄和尖刻讽刺我都不予考虑。（《玻尔集》第十二卷，第381-382页）

    在我们连玻尔是谁都不大清楚的情况下，对于戈革的判断自然难以理解。在这个语境下，评价玻尔，难免要与爱因斯坦相比，正如评价量子理论，难免要对比相对论。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物理学辉煌激荡，有两座高峰至今没有被超越。一个是量子理论，一个是相对论，两座高峰的顶端分别站着玻尔和爱因斯坦。

    令后人赞叹的是，这两位世纪伟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敌友关系。虽然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早期的建设也做出了贡献，他在解释光电效应时发明的光子说，是对普朗克量子说的第一个重要应用。但是后来，爱因斯坦一直站在量子力学的对立面，围绕量子力学，与玻尔展开了长达三十几年的论战。

    爱因斯坦不断提出思想实验去质疑量子力学。思想实验是在理论上设计某种可能的实验，未必要实际操作。这是物理学家惯用的手法。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常常让玻尔第一天郁闷得要死，第二天开心得要命。因为爱因斯坦绞尽脑汁设计出来用以否定量子力学的实验，都反过来被玻尔所用，更加坚实地证明了量子力学。

    再到后来，爱因斯坦不再批评量子力学理论自身的缺陷，而是批评量子力学的基础。

    在他们论战的最后一轮，1935年5月，爱因斯坦发表文章《物理实在的量子力学描述能不能被认为是完备的？》（《玻尔集》第七卷，第265页），从标题可见，这实际上是一篇哲学论文。文中提出了两个重要假设：实在论假设和定域性假设。实在论假设是说，存在一个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物质世界；定域性假设是说，物理系统的各个部分是可以拆分的，当两个部分分隔足够远之后，就相互独立了。

    玻尔看到这篇论文之后，放下了手中的全部工作，迎战爱因斯坦。五个月后，在同一个杂志发表了一篇同样标题的文章：《物理实在的量子力学描述能不能被认为是完备的？》（《玻尔集》第七卷，第176页）。玻尔既否定实在论假设，也否定定域性假设。

    这两个物理学大师，完全回到了物理学的源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他们在以物理学的方式，讨论实在的本性、物理学与实在的关系等，也即关于物质世界的最基本问题。爱因斯坦的假设是物理学家乃至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而玻尔的观念，则非常另类、激进，不容易理解。

    哥本哈根学派最后一位大师惠勒对他们的辩论有极高的评价：

    爱因斯坦和玻尔之间的辩论始于一九二七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五年爱因斯坦逝世。近几百年来很难再找到其他的先例能和这场论战相比拟，它发生在如此伟大的两个人物之间，经历了如此长久的时间，涉及如此深奥的问题，而却又在如此真挚的友谊关系之中。（惠勒，《物理学和质朴性》，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2页）

    几年之后，又有位年轻的物理学家贝尔提出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玻尔与爱因斯坦孰是孰非。关于实在本性的哲学问题，成了一个可以用物理实验来判别的问题！很快，各种类似的实验被设计出来，玻尔获得了全面的胜利。

    关于爱因斯坦和玻尔，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原子弹是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E=MC2设计制造的。其实，这个方程对于原子弹的建造是可有可无的。对于原子弹来说，在理论上的突破是弄清楚了原子核裂变的机制，而这项工作，是玻尔和惠勒合作的结果。

    戈革也强调，在对于现实社会的影响方面，如果没有相对论，我们现在的生活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没有量子理论，我们现在每天都在用的电视、手机之类，将不复存在。科学不仅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还通过技术改变了这个世界本身。这是好是坏，现在倒另有争议了。戈革先生依此论证量子力学更加伟大，显然是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三  量子理论与相对论

    即使对于物理学家，量子力学也是极为深奥的。玻尔曾经说过，如果有谁第一次听量子力学就认为自己听懂了，那他肯定是没懂。

    量子理论和相对论有着风格迥异的生长过程和理论形态。相对论更符合经典物理学家对物理学的理解，可谓出生高贵、血统纯正，一出世就口吐莲花，万人瞩目。  但在量子力学的建构过程中，则充满着猜测和拼凑，头绪繁杂，线索混乱，没有清楚的逻辑，其整体结构长年笼罩在迷雾深处。

    黑体辐射的普朗克公式标志着量子论的诞生，这个公式是拼凑出来的；薛定谔波动方程标志着量子力学的完成，这个方程的变量——波函数——的物理意义竟然长期存在争议。而这两者之所以被接受，只是因为它们能很好地解释实验。量子理论处处散发着实用主义、建构主义、机会主义的味道，能用就行。

    玻尔获得诺奖的工作是对卢瑟福原子模型的改造（《玻尔集》第二卷，第161页）。玻尔吸纳了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提出的量子说和爱因斯坦在解释光电效应时提出的光子说，克服了卢瑟福模型中的不稳定性，对氢原子光谱进行了解释——从基本假设出发，完美地把氢原子光谱推导出来，甚至，预言了另外两种氢原子光谱线系。玻尔的模型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这个模型中的基本假设，比如定态假设、能级跃迁假设，完全是外加的，莫名其妙的。

    玻尔的对应原理、互补原理也是这样，粗看之下，极为勉强，如同不合体的衣服，皱皱巴巴，看起来就像是临时对付事儿的，上不得大雅之堂。

    玻尔思想的革命性，或者量子思想的革命性，只有深入量子理论内部，才能窥知一二。

    相对论的世界与我们的日常世界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异。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都不复存在，时间、空间，乃至于质量，都变成了与参照系有关的量，而参照系，就与观察者有关。观察者被引入到物理学之中。但是，在相对论中，因果性依然存在，决定论依然存在，物质世界的连续性依然存在，它依然在骨子里符合经典物理学家对实在的理解，高贵、纯粹、一尘不染。而量子世界与日常世界的差距，则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经典物理认为，物质世界是连续的。时间、空间、质量、能量、电量，所有的物理量都是连续的。而在量子世界，所有这些都是离散的。所有的物理量，必须是某一个最小份额的整数倍。那个最小份额，就是所谓的量子。量子世界是原子核以下尺度的世界。宏观世界看起来的连续性，不过是因为最小份额太小，小到一定程度之后，被看成了连续的。比如，一堆黄豆是由一粒一粒黄豆构成的，存在最小单元，是量子化的；那么，面粉呢？面粉看起来是连续的，其实也是一粒一粒的，是量子化的。量子相对我们的感官来说，太小了，会被误认为是连续的——这就是玻尔的对应原理，是说，在量子世界与经典世界相接的边缘，存在着对应关系。这个所谓的原理跟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变原理相比，实在是太逊了。但是，这个原理在量子力学草创阶段，具有无比实用的指导意义。

    经典物理学的物理规律都是决定性的，而量子物理定律则是概率性的。我们不能确定地预知，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预知，下一秒发生A事件的概率是多少，B事件的概率是多少。

    在经典物理学看来，物理学定律是物质世界的本质规律。但是玻尔则说，物理学并不能告诉我们大自然是什么样的，而只能告诉我们，关于自然，我们能说些什么。也就是说，物理学只是关于自然的一种说法。

    最严重的是，是否存在客观的物理实在，这个经典物理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在内斩钉截铁地说“是”的问题，在量子物理学家看来，则要谨慎地说“否”。

    四  深远的革命性

    有一次，玻尔的学生们玩文字游戏，其中一个说“真理”，要求其他人说出反义词，由于答案过于浅显，没有人愿意回答。冷场片刻之后，玻尔说“清楚”。记录了这个故事的邦尼森评论到，在玻尔看来，“简单、过分的清楚，是不够格的”。（《尼耳斯·玻尔集》第十二卷，第187页）

    真理的反义词不是谬误，而是清楚。一个清清楚楚的看起来都没有什么错误的东西，反而是可疑的。这种想法，的确需要一个异常的大脑才能产生。有一次，惠勒的学生贝肯斯坦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惠勒说：“你这个想法足够疯狂了，所以它很有可能是对的。”

    戈革在译后记中说：

    相对论无论具有多大的“革命性”，它毕竟没有超出经典思维的基本原理，它对经典时-空概念的极大推广，归根结底并未超出一般的形式逻辑，那些观念和理论关系在本质上是“可懂的”。例如它的基本时-空观念，无论如何是“合理的”，即可以用形式逻辑来顺利地阐述明白的。

    量子理论则相反，从一开始，它就是“不可理喻的”。（《玻尔集》第十二卷，第389页）

    “不可理喻”，恰恰表明了其思想的深刻。

    玻尔最富有哲学意味的工作是互补原理。这也是一个让习惯了经典思想的人难以下手、无从理解的思想。西方哲学从其源头上，追求终极真理，追求普遍性、统一性，而互补原理则对这种追求本身进行了否定。就量子世界自身而言，互补原理是说，如果我们试图用宏观世界中习惯的日常语言来解释量子现象，我们必须轮流使用两种看似矛盾的模型，缺一不可。比如，一个量子现象，既可以解释为粒子，又可以解释为波；当它是波的时候，它就不是粒子；当它是粒子的时候，它就不是波，永远也不可能用单一的模型加以描述。互补原理指出了人类语言在描述实在时的局限性。

    互补原理在西方哲学的范畴内，是一种全新的思想。正如量子理论，在西方思想的谱系中，也是完全新的。这个原理看似牵强，却隐含着深邃的精神。可以说，爱因斯坦没有任何一个原理可以与之相媲美。

    甚至，戈革说：“我笼统地觉得，量子理论的基本思想中永远有一种‘不合理的要素’。”（《玻尔集》第十二卷，第389页）

    这个“不合理”的要素，这个不“清楚”的东西，正是量子理论的迷人之处，它永远要挑战当下已经获得的“清楚”的东西，也永远会生发出新的思想。

    五  戈革与《玻尔集》

    迄今为止，《玻尔集》十二卷只有中文世界有完整的译本。中国读者应该感到幸运，我们有戈革各样的翻译家。玻尔九泉有知，也应该感到幸运，他有戈革这样的知音，既能领会其思想的革命性，又愿意付出半生心血，介绍他的思想。

    戈革自己曾说，他有两个假想敌：日本和俄国。日本和俄国是翻译大国，任何领域的重要著作，都会被这两个国家迅速译出。他原以为，对于《玻尔集》这样的重要著作，这两个国家必然会组织各自的翻译团队，同步翻译出版。所以他说，要以一人之力迎战两支优秀的团队。显然，戈革先生遥遥领先。

    戈革自称，他是全世界阅读玻尔文字最多的人。在丹麦，《玻尔集》一卷一卷地出，在中国，戈革一卷一卷地译。《玻尔集》前后有三任主编，每卷都另有编辑，没有人有必要通读全书。但是作为中文译者，戈革必须逐字逐句阅读全部文字。

    2001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戈革先生“丹麦国旗骑士勋章”。戈革先生自称有了骑士头衔。此前还有两位翻译家得到过这个荣誉，就是翻译安徒生的叶君健和林桦。

    戈革的工作受到了玻尔祖国的褒奖，在自己的国家则长期受到冷遇。前十卷《玻尔集》换了几家出版社，都要靠戈革拉赞助才能出版。

    三十多年来我常常想，我花了这么多精力，这么多时间，受了这么多苦，遭了这么多冷淡和污蔑来翻译这十二卷《尼耳斯·玻尔集》，到底“图的”是什么？想来想去，觉得自己除了追求个“充实自己”以外，也不过是一点“留赠后人”的指望而已。（《玻尔集》第十二卷，第391页）

    在这个背景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慧眼识珠，出版全套《玻尔集》，可谓壮举。戈革先生“留赠后人”之夙愿得偿，他的在天之灵，必能笑出声来。

    戈革先生是科学史圈里的奇人趣人，一生坎坷，一身才华，一辈子牢骚。著译等身，有千万字之多。虽然是科学史教授，却如古时文人一般，写古诗，画水墨，工篆刻。曾为金庸的每个人物刻一枚章，光是石头就堆了一桌子。他应该也是最早的金庸研究者，不过，所著《挑灯看剑话金庸》，也是在他去世之后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多年来学界对戈革先生的牢骚多有微词，现在戈革先生安息了。缺少了戈革牢骚的学界，似乎也缺少了一些趣味呢！

    从出版的角度来看，这套《玻尔集》还有一点儿瑕疵。

    首先，应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版本说明，代表华师大出版社，大致说明出版此书的过程，以及此前的出版情况，比如前面已经出版的各卷，分别在哪一年由哪些出版社出版。另外，译者已经仙去，谁来对译稿负全责，也该有个说明。

    其次，《玻尔集》第十二卷卷末，有一个戈革小传，但是没有小传作者的名字，令人疑惑。如果作者不愿意署名，哪怕署一个笔名也好。

    最后，这一点工作量比较大，但是对于出版社来说，却是必要的。既然全套十二卷由一家出版社完整出版，除了装帧统一之外，应该还有一些别的。比如，应该对全书做统一的编校工作。

    在几十年的翻译过程中，戈革自己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在译后记中，戈革说到了他对翻译的一些基本理解，也说到了一些词的译法。比如，“英国皇家学会”，英国君主是国王，不是皇帝，译为皇家不妥，只是皇家学会这个名称流传已久，不宜更改。但是，类似于“丹麦皇家学会”这样的译法，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戈革后来译为“丹麦王国科学-文学院”。既然如此，戈革前期翻译成“丹麦皇家学院”的那些地方，应该统一改成“丹麦王国科学-文学院”比较合适。

    再如，关于“论”字，戈革先生也做了辨析。认为中文的“论”，对应的英文应该是“-ism”。所以quantum theory应该翻译成“量子理论”，不应译作“量子论”。如此，应该把前几卷中将quantum theory翻译成“量子论”的地方，统一改为“量子理论”才符合戈革的意愿。

    但是，华师大目前这个版本，并未进行这项工作。因为没有一个代表华师大的说明，不知道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有别的考虑。

    这部巨著，不仅对于物理学家有丰富的营养，对于人文学者，具有同样的乃至更加丰富的意义。

    玻尔的思想远远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我们对他的深刻、深邃与深远，几乎还没有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