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农：用E考据“玩”红学

    多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一直热闹非凡。在熙攘的研究潮流中，台湾学者黄一农院士的工作引人注目。三年前因缘际会涉足红学，在短短几年内，就发表二十多篇红学论文于《文史》、《曹雪芹研究》、《清华学报》（新竹）等一流刊物。黄一农的研究独辟蹊径，他多次言前人所未曾言，提出了不少与众不同的观点。

    黄一农20多年前留学美国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天文学博士学位，再后来转作天文学史、科学史，再后来转做纯历史研究，并荣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段传奇经历已为人熟知。转行和越界在他似乎已是家常便饭，这次突然操弄起红学来固然出人意料，却也不会让人太过惊讶。

    本月中旬，黄一农来京讲学，从其研究成果“元妃省亲的历史原型揭秘”入手，并进而呈现和讨论他所采用的E考据的研究方法。日前记者专程采访黄一农院士，请他分享自己在“红学”研究中的诸多思考。

    为了“好玩”进军红学界

    黄一农院士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好玩”：神色和蔼，圆滚滚的额头下是一双常常笑得眯起来的眼睛，让人一见之下即生亲近之心。虽然已经是蜚声国际的学者，黄一农却有一颗顽童般的赤子之心。采访过程中，最常出现的一幕就是我们的交谈被他一连串的爽朗大笑打断——他总能发现让自己、让他人快乐的元素。黄一农自己管这叫“自得其乐”。他说，做文科学问，大部分时候是很枯燥的，总得想办法自己让自己快乐，乐在其中方能有所建树。

    而黄一农转行“红学”，说起来竟也是为了“好玩”二字。他说，数年前写过一本书叫做《两头蛇》的，是最早关于E考据的一本代表作。在台湾给学生们上课，讲的东西来来回回都差不多，是自己以往研究过的内容。课堂上每多讲一遍，索然无味之感就更多几分。于是他就跟学生说，“我们做一点好玩的东西”，之前没研究过的。“当时我正在研究火炮，看到期刊上一篇文章说，曹雪芹的祖先就是专门管红衣大炮的教官。我想这好玩啊，跟我的研究也有关系。不妨‘玩玩看’。结果刚刚入手，就发现（期刊上）这些人鬼扯，曹雪芹的祖先哪里是管红衣大炮的——我比任何人都了解红衣大炮，事实上满洲人当时还没有红衣大炮呢。”

    就这样，黄一农一脚跨入红学界，从此衣带渐宽终不悔，数年过去，愈得其中三昧。“我也不知道当初转行到底对不对。老实不客气地讲，在之前的研究领域里，我的位阶已经接近‘老大’；而做《红楼梦》呢，我是‘最小’。但我的性格如此，不会瞻前顾后，只要对一个东西有兴趣就可以完全投入进去，觉得好玩就会去玩。”黄一农说，“（红学）这个领域很有意思，去书店逛逛就会发现，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书太多了，作家的身份也是稀奇古怪，有物理学家、数学家，有工程师有农民有工人。我发现许多写书的人往往从未发表过论文。从来没有一个领域像红学这样，学术界跟非学术界的人共同关注同一个研究对象。红学让我们看到中国学术界一个蓬勃有趣但是极特殊的状况：学术界和非学术界的奇特互动。”

    “大家没办法用同样的语言对话，彼此不在一个平台上；但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有百分之百的发言权。非学术界的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指摘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时候，学术界的人没有能力或意愿‘回嘴’。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像红学界这样集体发言，由此可见红学是多么深入人心。”

    让红学与清史对话

    对于人们把他归为索隐派，黄一农很是不以为然。他辩驳道，“撇开《红楼梦》不谈，我讲的东西就是真实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故事，我研究的是真实的历史。”而索隐派的一贯做法是将理论建立在别人没办法证明的前提下。

    “我并不是纯粹研究《红楼梦》。我的研究是为了让红学与清史‘对话’。《红楼梦》的故事发生在清朝的背景下，它可以让现代的读者体会18世纪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国有数不清的章回小说，为什么《红楼梦》独放异彩，为什么当时、现在都有这么多人喜欢读呢？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本像这样描写旗人生活方式的小说。书中的旗人又不是纯粹的满人，而是汉姓包衣。他们有着汉人的血统，但是作为满人的奴仆夹在两个文化的传统之间。所以这部小说中的很多语言、风俗就是满汉两种传统之间的交流。我不会细致地研究《红楼梦》里的每一个人物，我选择元春、选择‘元妃省亲的历史原型’这个题目，是因为这部分可以跟清史对话，所以我把它挑出来了。”

    黄一农在讲座中提到，《红楼梦》中的元妃省亲一节（书中第16至18回），其历史原型乃与发生在顺懿密太妃王氏身上的两件世所罕见之异事有关：一是她年轻时曾随南巡之康熙帝在苏州寻得失联父母，二是她年老时曾获乾隆帝特恩允许出宫归省儿孙。黄一农研究发现金陵织造隋赫德与曹寅的妹夫傅鼐是讷音富察氏同祖之叔侄，由此推出先后出任江宁织造的曹颙、曹頫兄弟与隋赫德三人谊属同辈远亲。而且由于明珠之孙永寿的诸女当中有四人分嫁福秀（平郡王纳尔苏之子，曹寅外孙）、傅恒、弘庆和弘历，曹家因此与爱新觉罗皇族以及叶赫纳兰、沙济富察两大世家建立了间接的姻亲关系。

    黄一农说，我们思考一下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元妃省亲一节里详细描述的车马、仪仗、服饰等细节，即使是再好的小说家也难以完全虚构出来。曹雪芹只可能通过身边的人际关系听说得来或是自己亲身经历。康熙朝密妃嫁入宫中二十年不得与家人联系，随康熙南巡时寻找到自己的父母，以及晚年获准出宫归省儿孙，都是前所未有之事。曹雪芹极有可能通过表哥福秀的亲戚口耳相传了解到详细情景，从“太妃归省”脱胎出“元妃省亲”的细枝末节。

    提出问题，再从问题中走出

    很多研究红学的人都很关心曹雪芹是哪里人，祖籍在什么地方。有说法认为曹雪芹祖籍唐山丰润。可黄一农认为，曹家不停地迁徙，祖籍是无法追查的。做历史研究的人不能忘记一件事：很多时候一个人究竟是哪里人在于他自己的认知。有时候出生地、常住地和身份证确认地都不一样。当别人问我们，你是哪里人时，我们的回答才是真正对自己的认知。曹雪芹认为自己是哪里人，他就是哪里人。但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则无法考证。尤其是战乱时期，每个人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哪里的人。曹雪芹祖籍是不是丰润并不重要。如果他的祖先生活环境对这本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影响，那才是重要的。如果搞学术研究一直追到曹氏二十代的祖先，追到宋朝，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重点要研究清楚曹雪芹的曾祖、高祖这几代，因为他们的生存方式——包衣，对其后人的生活方式、对《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那么，红学研究繁复琐碎，做这么刨根究底的考证究竟有何意义呢？

    黄一农解释道，有时候我们不能问文科研究有何价值、有何意义。就像艺术真正的价值在于对美的追求，艺术家把自己的感受用人为的方式留存下来。历史学科的研究是去尝试对另外一个时空的人的情感世界做最大的体会、尝试。你问我研究《红楼梦》干嘛，因为很多人都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本小说，千千万万的人尝试从小说里面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有这么多人关心它，却理不清它的历史背景。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黄一农认为自己应该尝试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如果做得好，那么大家对这部旷世奇作的理解就会提升一个层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很多人因为这本书而吵架。“《红楼梦》这本小说这么精彩，可不是让大家为它吵架的。我们可以更深地体会，这本小说是为什么而写：是为了‘替女性发最大的声音’。我不是要告诉你元妃是谁、大观园的来龙去脉，那真的不是我的结论重点。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研究元妃、研究大观园的过程，就不可能完全体会、完全了解曹雪芹写小说的最初发心，也就不能得出上面这个结论。”黄一农说。

    要研究一个问题，提出它之后不能停留在表面的层次，要最终能够从问题中“走出来”。黄一农这样认为。他说，自己的每一个研究，往往最后得到的答案已经超出了最初的提问。

    复原历史人物的人际关系网络

    黄一农的著作《两头蛇》取名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明朝末年著名的士大夫孙元化，既是儒家的学者，又是天主教的忠实信徒。他没有子嗣，儒家传统的观点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理应娶妾生子；可天主教却要求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在矛盾中他偷偷娶妾，不为外人所知。明朝灭亡，孙元化作为将领应自杀殉国，可天主教义禁止自杀。孙元化说，我的一生都处于儒家和天主教的矛盾中，就像两个头的蛇一样。《两头蛇》中研究了很多像孙元化一样17世纪奉教人士的心态历程。黄一农说，自己是通过E考据找出大量的人际关系，从这些人际关系进而了解到很多有趣的故事。

    研究《红楼梦》也是如此。黄一农揪出纳兰家的整个脉络，发现里面最可能跟曹雪芹搭上关系的就是弘庆，因为他的祖母就是密妃。“就是通过人际关系网才掌握了纳兰家跟曹家、跟傅恒家是什么关系。有时候研究就是很巧的事，我是因为追着这个故事，发现一点端倪，根据自己的敏感度继续追下去，很幸运找到了答案。当然也不见得每次都能找到答案的。”黄一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不会从零开始，他会从密妃身上看到很多精彩的、戏剧性的故事。作为一个一流的作家，曹雪芹很敏锐地利用这些第一手的材料，把它们放到书里。”

    E考据，时代对学者的新要求

    传统的学者做研究的局限之处往往在于考据困难。研究成就的高低受限于个人记忆和查找纸质资料的能力。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大学购买学术资料，建立自己的数据信息库。E学术资料库一旦建成，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检索关键字寻找需要的资料，在很短的时间内检索大量信息。如此就显著减少了人力阅读检索的工作量，“E考据”由此诞生。E考据给当代的学者提供了海量的资料，同时也对现代人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黄一农说，任何时代的学者都应该在追索真相的过程中尽最大的努力。考据是一个基础功，是过程。研究一样东西一定要搞清楚其中的人事物的关联性。E考据就是在E时代做考据，传统的基础积累不能丢，现代的方法也要掌握。“如果这么多工具和方法提供给我们，研究结果的水平却跟上一代人差不多，那我们这代人应该感到丢脸呢。我们应该问不同的问题，并尝试把它们推到不同的高度。”

    黄一农认为西方科学的训练对自己做E考据最大的助益在于培养了他逻辑推理的能力。历史研究的大多数题目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也不可能有标准答案。“记忆性的东西不需要会，要用的时候再来学习。我出硕博士考题时绝对不考记忆性的内容。我最喜欢出的题目很简单，从一本古书里面摘一段出来，首先请标点，接下来请告诉我这段文字你能问出什么问题，你有可能从哪些文献切入进去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提问的意识和能力。

    “E考据是属于整个时代的，它绝对会使文科研究产生天崩地解的变化。跟我同年龄的不少学者会对当下的研究形态不适应，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在自己已经浸淫三十多年的领域里被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指摘。他们不能体会和适应E考据带来的巨大变化。传统和现代的功夫都要做足，才能超越前人，达到新的高度。”黄一农说。（本报记者  郭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