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清华传统精神招魂

    今年3月中旬的一天，忽然从朋友处听到黄延复先生去世的消息，一时颇感错愕。从1994年1月和先生相识，至今已经将近20年。早年在清华读研究生时，我是先生家里的常客，不时地到先生家里聚谈，毕业后的若干年依然如此。只有最近几年，因个人的学业和家务拖累，去先生那里的次数明显减少了。音问虽见稀少，挂念却一如往昔。我对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兴趣，维持了很多年，在这个领域尽管著述不多，却可以说投入了很多精力和心思。我的硕士论文将题目确定为《潘光旦教育思想述略》，最初的原动力即来源于和先生的第一次聚谈，这一点我在《潘光旦图传》的后记里有所提及。在我从青年到中年的生命历程中，黄先生给予了无数的实际帮助和精神鼓励，他对清华传统精神的坚定而恳切的陈述，更是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做人做事的气度。这样一个对我形成“清华情结”影响至关重要的师长，他的离世自然会引起我无尽的思念。

    最近20年来先生不时地和病痛作伴，有时苦不堪言，甚至有一次是从病危中奇迹般的活了过来。然而先生的精神状态始终是昂扬的，在讲起清华历史上的那些人物和事迹时他总是神采飞扬，一幅乐在其中的样子；对于现实生活中那些有损清华传统精神的做法，他往往挺身而出，或执笔为文，或在讲坛上予以驳斥。这些年社会上对老清华教育理念和学术风格的兴趣持续不减，先生获得了很多阐述清华传统精神的言论空间，就连清华校方也一改过去极力否定老清华的种种做法，对于在办校中利用传统资源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回想先生1989年退休前的10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先生属意于老清华的教育理念和学术传统，尤其是梅贻琦的治校经验，受到了很大的压抑。2006年先生78岁时，徐晋如君帮先生设置了博客，令他非常兴奋，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个人见解的平台，数年来乐此不疲，常常在上面贴些博文，或回忆清华生活，或介绍近期参加的活动，也时常发表对于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见解，网友的回应也让他觉得受到重视，心情倍感愉悦。

    我最后一次和黄先生通电话是前年徐晋如君委托我将《清华风流人物》的1500元稿费转交给黄先生之时，当时他极力推辞，不肯接受稿费。那次电话中听先生的声音还是清晰有力的，和以往一样充满了人情味。

    再往前推，大约是2006年前秋天我去清华看望先生时的那次相聚。那天我是中午到的，和先生在他家附近的食堂吃饭后休息了一会儿，下午一起去图书馆听他给员工们讲清华图书馆的历史。期间，他还特意向听众介绍了我以及我新出版的《潘光旦图传》一书，因为潘光旦曾经当过6年清华图书馆的馆长。晚餐还是在食堂里一起用的，席间他大约谈了很多对潘光旦的认识，总的意思是觉得以前对潘的学识和志节认识得不够深入，有必要补补这一课，恰好图书馆给了他几百元的演讲费，他想把这笔钱花掉。回去后我便把这个意思转告了潘光旦先生的小女儿潘乃谷教授，潘老师便以打折的价格帮黄先生买了一套14卷本的《潘光旦文集》。也就是在那次相聚时，黄老师送给我清华三反运动时批判潘光旦的专辑，我也得以见到黄先生新写成的长文《清华四哲》（“清华四哲”是他清华校史研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提法，他近年来曾在多个场合反复讲述）。那次聚谈，我忽然发现黄先生明显衰老了，精神状态也不如往昔。没有变化的，是他对清华传统精神的阐述，还是那么执着。我明白，那是他的精神支柱，他之所以能够在病痛和衰老的侵袭下保持生命状态的昂扬，端赖于此。

    这几天在网上看到黄先生83岁时演讲的一个视频，先生只讲了大约二十几分钟，便把大部分时间交给一个年轻的合作伙伴去完成。视频中的先生语句很不连贯，时常停顿，尤其令人心酸的是不时出现吐字不清楚，致使字幕错字频出，连“通识教育”都被误写为“充实教育”。在演讲中，先生明确告诉观众，自己年龄这么大，还有病，为什么要出来不断地宣讲清华传统精神呢？那是因为清华校方尽管在这些年为发掘和弘扬清华的优良传统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与黄先生所期望的“复原”和“创新”并举还有不小的距离，所以他还要拖着老病之躯，继续为清华传统的再生呼喊。从演讲的内容来看，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见解，但老者的坚持和执着却不能不令人动容。看了这个视频，我有点难过，没想到先生竟然会老病至此，和我以前所有的印象大相径庭。

    现在很多地方介绍先生时都称他是“著名学者、教授”，其实先生对这些外在的浮名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在职业生涯中一直不很顺利，甚至有长达20年作为右派备受排挤的岁月。在职称上他谢绝了退休时可以争取给予的“研究员”名义，毅然以“副研究员”退休。对此，他也毫不在意，甚至写进了自撰“墓志铭”，所谓“流浪丁，副教授”是也。反倒是退休后，他不受束缚地利用在职时搜集的资料写了大量的著述，这时也恰好赶上了社会上对老清华的热潮，由此他获得了许多读者的青睐，心情是愉悦的，这是先生一生难得的心情舒畅的时期。

    在学术上，先生一生坎坷的遭遇使他追求自由的志向和愿望异常强烈，以至于不可收拾，他在职时短短的十年研究时间把注意力集中于老清华的教育理念和学术风范，而不是那个年代多数同仁所热衷并刻意强调的“光荣革命传统”，是很可以理解的。先生所整理编辑的《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梅贻琦教育论著选》、《梅贻琦先生纪念文集》、《梅贻琦日记》等书成为清华校史、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他阐释梅贻琦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多本著作不仅成为以后相关研究者案头的必备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谢泳先生十几年前所提出的目标：普及梅贻琦。许多清华校友可能不会忘记，先生所撰写的《清华园风物志》一版再版，前后不知道印了多少册，让许多读者由此了解清华校园内有形的传统遗留，并进而从物质的层次进入对清华传统精神的关注与追寻。先生对于清华传统精神的阐述，大部分篇章都收录于2006年出版的文集《清华传统精神》。他喜欢用“志述”一词，大约是欲表明其“述而不作”或“以述代作”之意。他意图展现“老清华人”眼中的“老清华”，而不是经过后代人眼光过滤过的“老清华”，所以在行文中，他有时不惜大段大段地引述资料，将自己的见解隐藏在对原始资料的注解或解读之中。但是，从先生对资料的选取和解读以及所持的评判标准来看，他当然不仅仅是“述”，而是具有其鲜明的个性。比如，他首次提出了“清华四哲”（梅贻琦、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的概念，并将个人志节的高下作为重要标准之一；又如世人皆将蒋南翔作为革命时代教育家的典型予以讴歌，并将蒋南翔和老清华的传统以及梅贻琦完全对立起来，而在先生那里，蒋、梅之间存在着分歧和严重的对立是不足为怪的，但他们同出身于清华，同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所以同样有着清华人血脉里流淌的独立精神和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只不过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

    当然，从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说，我想先生的成就和局限都是很明显的。先生早年从老家山东黄县流浪至东北谋生，中学时代幸遇良师，打下坚实的文史基础，被国文老师赞誉“为文雄浑，有史迁之风”，可惜此后长期未能在所钟爱的科目下做专门研究。行政事务性工作以及长期右派带来的打杂工作，耽误先生的专业研习，直到将近50岁时才进入半研究半宣传性的校史研究组（后称校史研究室）。工作性质和这个平台给予他施展才华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更不用说先生家庭经济负担素来较重，他在研究之余还得花费不少时间精力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以补贴家用。上世纪90年代时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要是时间倒退20年，那个时候咱们相识，一定可以合作做很多事情的。”这是对我的抬爱，其实我想，先生真正的意思是说现在环境逐渐宽松了，正想大干一场的时候，可是自己已经老了，退休了，精力也不允许自己有更大的作为。先生在清华校史方面下过很大的功夫，对一手资料极其熟悉，这使得他的许多研究是有扎实的根据的，也是有感而发的，但他的视野基本上局限于清华本身，没能在更宽阔的背景下探讨清华个案的意蕴。先生固然有很好的文史基础，但严格的学术训练还是有欠缺的，所以他的作品以严格的学术标准来看，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我想，先生是不会怪罪我在他身后妄加议论的，因为他对自己的历史定位是有清醒的自知之明的。——他在自撰的墓志铭里有“学无精，识有透”就说明了一切，也是理解先生一生学术道路与人生追求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