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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这样一段特殊的政治文化空间内，王蒙并未就此搁笔，他坚持写给自己，写出了一个作家的意义和良心。“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3月20日，在知名作家王蒙创作于“文革”期间的作品《这边风景》出版之际做客腾讯书院，畅谈文革桎梏下的文学。
现实与理想：“我不能再等了，我一定要写作！”
1963年王蒙被流放到新疆，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流放生活，从一个青年人成长为四十不惑的中年人。王蒙说：“1958年中国的政治运动剥夺了我写作的权力，但是我爱人讲，你可以写给自己看。当时，我已经四十岁了，我想我不能再等了，我不能再有一个十六年了，我等不起了！”
1965年，王蒙来到伊犁时，当地的“社教运动”正如火如荼。王蒙说：“我在书中写了当地运动中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故事，当时这样写没有问题。但是，我写书不是为了写抵抗性，不是要抵抗中国体制。1978年，出版社让我修改这本文革期间的作品时，我发现书中的许多内容过‘左’，不适宜这时的政治气候，就此搁浅。”
78岁的王蒙总结说：“够革命，不够革命，都不能出版。1953到1956年，在创作《青春万岁》时，因为没有写农民革命，作品不好出版。《这边风景》却是太革命了，也不好出版。”
作家与观察：“我惊讶于自己对生活有如此细致的观察！”
王蒙希望自己有一本与以往叙事方式不同的书。流放期间，王蒙乐于做一个默默的观察者和思考者，因而，他能够在书中写出当地的美食佳酿、待客礼仪、婚丧嫁娶，写出包括汉族、维吾尔族等多个民族的多元文化，写出他们的民族舞蹈、音乐、服饰，乃至话语表达方式的精彩之处。他对细节的把握是从头到脚的，甚至连当地人怎么开玩笑、怎么做饭都能细致入微地写到。
“我特别惊讶，当时怎么对生活有那么细致的观察。我现在对当时的很多事儿记忆都模糊了。”他说。从生命史来看，三四十岁正是一个人生命中最有活力的时候，用王蒙的话说，“当时，讲究‘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还学习了维吾尔语，和维族人民打成了一片。所以，当我把这些都写进书里时，肯定增加了书的可读性。”
王蒙谈说：“文革期间，可以选择的空间十分狭小，要把精力放在有意义的事儿上。有时候，我很感慨这段历史的空白！所以也会在书中写到当地的民族矛盾、闹事儿和各种纠纷，去记录了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
政治与生活：“生活本身不可摧毁，无论政治多么空洞”
王蒙称，毕淑敏有句话说得很恰当，政治有时会歪曲生活，生活有时会解构政治。他认为，每个社区都一样，都有好人与坏人，貌似都是好人受气，坏人横行，但是，政治敏感时期就将此解读为“阶级斗争”。他说：“有时候，政治的解读是个命名问题，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有好人与坏人的差别，这很正常。要知道，生活本身不可摧毁，无论政治多么空洞。”
王蒙举例说，他之所以会在书中写农村兴修水利，是有感于人民公社修过水利工程的背景。“这就像集体生活有大生活的情调，在碰撞中也产生了各种玩笑话。虽然动不动就开会，但是男男女女聚在一起，热闹得不得了。革命的意识形态也有动人之处，我们读毛主席语录，我们学焦裕禄，我们学愚公移山的精神。”他说。
王蒙谈到，从这些过去的故事当中往往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荒谬，但是，“当荒谬也变成一种生活，对于小说家不完全是坏事儿，生活的细节不可摧毁。”
自由与束缚：“戴着镣铐跳舞也可以跳得很好！”
讲座即将结束之际，王蒙表露了自己的创作心声，戏称自己“也有老实讲故事的时候”。
他说：“这部作品是带着镣铐跳舞的，但是也能跳得很好！书中光人物就一百多个，此前，我没有这种规模的作品。当我写到这些人物的心理、品格，将人物的吸引力、魅力都写出来时，我觉得这是我的活儿！绝对自由的写作有时太容易，很多优秀的创作者，比如说屈原、李白，哪个没有戴脚镣？我希望这部作品能为我自己的中年填补一个空白，为我们的国家也填补一个空白。比如说1960年代时候人们怎样生活，虽然没到文化大革命，但也接近文化大革命了，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意义。”
在网络上，有人称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当代的官场现形记。那么，王蒙对于当今社会一股脑考公务员的大学生们如何看待？像主人公林震那样的怀揣理想主义的年轻人，如何在这种体制内生存？王蒙说：“我那篇小说不是官场现形记，我写得非常理想、非常温柔，像情诗，现在有些官场小说怎么恶心怎么写，怎么勾心斗角怎么写。现在考公务员，据说考公务员非常困难，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个好处，我们国家非常注重领导的功能，是非常注重权力运作的国家。”
王蒙表示：“如果大家都骂我我会很难过，如果大家都夸我我就不准备活下去，那证明我是一个小人，我一个人都没得罪过，是滑头滑到精的人。”（本报记者 鲁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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