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河镇与世界的关系

    1989年的深秋，我参加了《清明》杂志举办的创刊十周年庆祝活动。在合肥，我有幸见到了我中篇小说处女作《兽医、屠夫和牛》的责任编辑孙叙伦先生。在那次会议上，我还认识了《北京文学》的主编林斤澜先生，《钟山》的主编刘坪先生，《百花洲》的主编蓝力生先生，还有《花城》杂志的主编李士非先生。

    记忆里的那个远去的深秋，我还在故乡的小学里任教。在寂寞、孤独而冗长的乡间岁月里，我开始用文字构造颍河镇，然后把我创作的小说通过邮局寄出去，和外部世界保持着某种联系。因为小说的缘故，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有幸和《当代作家》的周百义，《电视·电影·文学》的孙建成，《漓江》的鬼子，《莽原》的钮岱锋和李静宜，《大家》的马非，《山花》的何锐、李寂荡和冉正万，《芙蓉》的龚湘海，《十月》的赵兰振诸位先生得以相识，他们都是我中、长篇小说的责任编辑。还有《长城》的艾东、赵玉彬，《峨眉》的唐宋元，《飞天》的李禾，《山西文学》的星星，《人民文学》的朱伟，《小说林》的何凯旋，《江南》的谢鲁渤、简爱，《东海》的王彪，《黄河》的谢泳，《作品》的温远辉，《四川文学》的冉云飞，《上海文学》的徐大隆等等诸位先生，虽然他们也都编过我的中篇小说，可我们至今仍然无缘相见，这让我常常心生遗憾。

    我时常有一种想抛开一切，启程上路去拜访他们的念头。而在这些我想拜见的老师中间，我深怀内疚的是《收获》杂志的李国煣老师。1988年我第一次给李国煣老师投稿时，把李国煣老师的名字写成了“李同煣”。老师的名字是从她给我大哥孙方友的来信中看到的，我当时把“国”字看成了“同”字。在后来，因为小说的关系我和李国煣老师有过多次通信，可是她从来没有给我提起过这件事儿。我心里清楚，对一个生活在偏僻乡村热爱文学的小学教师的处境和向往，老师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同情，这让我时常感动。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会对李国煣老师深怀歉意。

    多年以来，我都对编发过我小说的各个文学期刊的老师们心怀感激之情，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对他们表达我的这个心愿。是他们，才让我小说里的颍河镇走出我地处偏僻的故乡，和外部世界产生了关系，使我和读者通过颍河镇在精神上得到交流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