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意过眼

    自公共选择理论传入中国后，布坎南影响了一大批国人。但是布坎南并不愿意过多谈论中国，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扎根于西方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不一定能够直接移植到古老东方的土壤中。然而在一次回答汪丁丁的提问中，布坎南有关中国改革的寥寥数语却发人深省：“关于（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至关重要的是把这些改革置于对法律与制度框架的必要性的理解之上，在这一框架内，人们能够履行各自在市场中的职能。关于财产和契约的法律，关于以老实的态度进行交易的传统，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了这些东西，市场导向的改革就毫无意义可言。”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发文纪念于1月9日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方钦：《布坎南：一位真挚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载2月3日“上海书评”）

    在我看来，托克维尔的另外一本书同样重要，就是《论美国的民主》。实际上，仅仅就法国来看法国，托克维尔是很绝望的，但到了美国之后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希望，他看到了美国革命中法国革命所没有的成功的原因。美国革命中有两个因素，在托克维尔看来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是自治，不是仅仅依靠顶层设计来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解决普遍的地方政治、基础设计，来解决历史循环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宗教，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旧宗教，也摧毁了整个国民的信仰。但是美国革命当中保留了宗教，成功地形成了一套价值观。而宗教的问题在中国来说，就是伦理道德重建的问题，一个新的社会不仅要有好的制度，也要有我们公认的价值观。中国的问题不仅出在制度层面，也出在这样一个价值的层面。

    ——许纪霖谈托克维尔（载1月1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

    《新论》标榜“对我们民族的文明史进行大规模理论整理”，却不仅理论虚妄，更兼逻辑混乱。他口头承认“不存在具有永恒意义的文明价值标尺”，又信誓旦旦咬定“大秦帝国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他吹捧秦帝国法治“实现了古典时代的公平正义原则”，却自打耳光道：“其法治原点的高度集权性”，就是“实际凌驾于法治之上的君主力量”。他所肯定的公平正义，无非是暴君面前人人平等。《新论》以“走出对历史进行技术性梳理”为幌子，掩饰自身的学识浅薄。他声称“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对汉武帝以后的文明停滞却几无论证。《新论》自诩“超越《史记》的陈腐历史观”，叫卖的货色却让人不寒而栗。

    ——虞云国评孙皓晖著《中国文明正源新论》（载《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