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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诗人辛波丝卡说，“艰巨的任务总是找上诗人”。1982年初，时任湘潭大学教授的诗人彭燕郊来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建议译文室编印一套外国诗歌名作中译本丛书，希望有计划地出版现代世界诗坛各个流派诗人的代表作，以便取其精华，繁荣我国新时期诗歌创作。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译文室和出版社领导认可，并确定丛书名定为“诗苑译林”。从此，诗人主动找上这个“艰巨的任务”，点起“诗苑译林”从湖南燃向全国的星星之火。
这时，译文室的“台柱子”杨德豫因患慢性病住进了疗养院，直到1982年10月出院以后才接手这套丛书的编纂。“诗苑译林”于1983年开始出书，1990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移交给湖南文艺出版社继续出版，并于1991年荣获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丛书出版前言中表达了对彭燕郊的特别感谢：“特别要感谢湘潭大学彭燕郊教授，他在这套丛书的规划、组稿、审校等工作上，都曾付出过辛勤的劳动。”杨德豫在《彭燕郊教授与〈诗苑译林〉》中谦虚地表示，“这套丛书的具体编辑业务，虽然是由我和译文室的同事们负责处理的，但彭燕郊教授实际上是这套丛书的‘精神领袖’或‘社外主编’，业绩斐然，功不可没。《诗苑译林》丛书的广大读者，以及更广大的外国诗歌爱好者，都会对彭燕郊教授怀着历久不渝的敬意和谢意。”
十年后杨德豫离休，“诗苑译林”终止运作。2012年9月，被北岛誉为“汉译诗歌第一丛书”的“诗苑译林”整装出版，重新进入读者的视野，老一代主编杨德豫却于2013年1月23日离开人世。
30年，“诗苑译林”走过怎样曲折的道路？再次出版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周折？
“毛边字典”与好案头
作为五四以来我国第一套大型外国诗歌中译本丛书，“诗苑译林”出版以来，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专家学者、诗人、翻译家们的重视和赞许。丛书中有些书初版后多次重印，《拜伦抒情诗七十首》和《雪莱诗选》累计印数高达四十余万册，《普希金抒情诗选》累计印数也有二十余万册。
在湖南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管筱明的印象里，彭燕郊是位很有礼节的学者。“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彭燕郊全国各地去拜见作者。他去拜访钟敬文，见面行90度鞠躬礼；从长沙到北京，找到冰心楼下时正赶上中午，他怕打扰冰心午觉，在楼下等了两三个小时。”管筱明回忆说，杨德豫治学严谨，“他的父亲是被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尊称为老师的国学大师杨树达。在这样的家学背景下，杨德豫的中国古典文字功夫很深。他在解放军广东军区工作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位于洞庭湖边上的军队农场。平反后到湖南人民出版社，那里办公条件不好，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他关起门来光着膀子编稿，长期吃食堂，一干好多年。”
刚毕业的管筱明来到出版社译文室看到杨德豫在编辑《雪莱诗选》，直率地提出其中问题时，杨德豫非常高兴，马上就记下来，改版时采纳了。他的书稿永远都干干净净，改时都是用蝇头小楷标出来。每次重版，他在上面改得很多，做事情总是精益求精。他需心听取别人意见，自己出了书以后，不厌其烦地改，每次重印都改。过去是浇注的铅字，反复改还需要再重新返工，印刷厂、出版科是不大喜欢改的，反过头来看，杨德豫的工作态度值得肯定和学习。
最令管筱明感动的是，杨德豫先后就读于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后并入北京大学），英文功底很深，但他的英汉词典用得边都被翻得毛糙。多年后，管筱明担任出版社的行政领导，这一条成为他评价一个编辑是否用功的基本标准。“我到办公室看编辑认真与否，看他字典，字典翻得多，从案头方面上说肯定是好编辑。”
杨德豫的翻译严格保持音部和音韵，文字非常确切，他把英文格律诗译成中文格律诗，在英诗汉译方面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在“诗苑译林”的翻译中，虽然所选都是世界著名诗人，但对于译诗的质量在当时也有争议。比如《雪莱诗选》，有人在译者水平上有不同看法。“我们当时有个原则，尽量不转译，诗歌一转译，面目全非。一般是哪个国家的语言就找胜任这个国家的译者。”管筱明说，大家认为“诗苑译林”选的是最有名的诗人，也是一流的译者。
因为主编了这套书，杨德豫被萧乾在一篇文章中誉为“长沙出版界四骑士”之一（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杨德豫主编“诗苑译林”、李全安主编“散文译丛”、曹先捷主编“世界著名学府丛书”）。这套书能够受到读者的追捧绝非偶然，无论从翻译质量上还是出版规模上,“诗苑译林”在当时都是罕见的。
因为“诗苑译林”，中国读者认识了庞德意象派的明快与简单，又被引入艾略特“荒原”的迷宫，开始了诗意生活的幻想。彼时大量、深入的诗歌译介，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中国当代新诗的诗学源头之一，对当代新诗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极为关键的参照。作家、翻译家萧乾曾说：“我特别喜欢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那套‘诗苑译林’丛书，像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诗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一本真被我爱上了的书，我可以读上许多遍。”
然而，这一“在编译、印刷、装帧等方面质量比较优异，获得普遍赞赏”（袁可嘉语）的阅读盛宴，随着杨德豫先生的离休等各种原因，于1992年停止出版。
经典重出不仅为怀旧
当年几毛钱一本的“诗苑译林”如今在网上被拍卖到三百多元，不断有热心网友解读这套丛书对他们的影响。不仅如此，阅读诗歌的人在增加，诗歌写作和出版也在回暖，网络上以诗歌名义聚集在一起的人越来越多，自费出版的诗集到处流传。6年前就一直关注着诗歌出版动向的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刘清华觉得，重新出版“诗苑译林”的机会来了。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诗歌读者的多少成正比。”刘清华很认同别林斯基的这个看法。他认为诗歌是文学最高的形式，但是以出版人敏锐的视角，他又觉察到中国出版界对诗歌出版很排斥。毕竟要根据市场需求出版图书，但总是阅读低俗文学作品的社会，肯定是庸俗的社会。上世纪80年代，那么多人爱诗、读诗、写诗，90年代很多人远离诗歌，经历了浮躁阶段之后，诗歌要回到正常渠道。刘清华看到，我们的社会需要诗歌。他陆续出版了国内的诗歌、引进国外的诗歌，发现在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曾经被丢弃的诗歌又接续回来了。刘清华说，作为文艺出版社，他们有责任关注诗歌图书的出版。
翻译家施蛰存统计，“诗苑译林”在80年代后翻译出版了51本，相当于1919至1979年翻译诗歌数量的总和。那么，今天再度出版“诗苑译林”，应该有怎样的坚守和突破？刘清华说，他定了几个标准：一是继承当年“诗苑译林”所坚持的标准，最权威的版本，选择最权威的翻译者，翻译者要学贯中西，并有很好的诗人天赋；二是要吸纳现代诗人的作品；三是要求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表达形式。丛书启动后，得到杨德豫先生的大力支持，他提出了非常好的纲领性的建议，也亲自操刀，重新修订一些版本，即便在病床上，他也常常和编辑探讨、书信往来。
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随着诗歌创作的进步，诗歌翻译在整体质量上有了明显提高，从事诗歌翻译的队伍正在扩大，越来越多的一线诗人加入到诗歌翻译的行列。诗歌翻译在进步，诗歌翻译出版却严重滞后，这使得诗歌市场成为图书出版的慎入区域，因此，20世纪的一些有国际影响的诗人在国内图书市场上明显缺少译介，即使在一些杂志上有零星译介，完整的译本仍然有限。这恰恰成为外国诗歌翻译出版的空间。
“记忆是一颗火种，条件充分时，就开始燃烧。”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徐小芳说，认识到诗歌出版存在空间，在诗人韦白（彭燕郊后期的忘年诗友）和龚旭东（彭燕郊高足）提议下，2011年底湖南文艺出版社开始筹备重新出版“诗苑译林”丛书。经典重出不是为了怀旧，除了名诗名译造就的高品质，“诗苑译林”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的开拓性，在于它在彼时彼刻“填补空白”式的大规模译介。因此，重出“诗苑译林”不仅是老的图书品种的重新包装，更要考虑今天中外诗歌深入交流多年的情况，找到今天重新推出的出版意义和读者市场。新版的装帧设计几易其稿，设计师萧睿子知道，这是与爱诗人的美好记忆相竞争的设计。原版朴素大方，封面装帧统一，每本只有颜色上的区别。如今，仍有许多人痴迷着搜集这套丛书的全套版本。新版则需要将之前的经典气质、诗意与当代审美情趣、读书经验相结合。设计、打样、做假书，前后推倒重来6次。2012年9月“诗苑译林”一辑五种六本亮相，全是素白底子，诗人名字以明艳的字母形式跨分在封面、封底上，成为最醒目的装饰。正如设计者所言：从书脊位置望去，字母是高低的屋宇，而汉字则像寥远的星星。
湖南文艺社编辑傅伊在参与“诗苑译林”再版策划、组稿和编辑工作的过程中，亲身体会到这四个字的号召力和延续这一光荣传统的巨大压力，唯恐因为自己的懈怠而减损它的光芒。同时，“诗苑译林”再版如何应对国内诗歌出版形势的变化、经典品牌如何在变化的出版环境中焕发新的活力并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保证丛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也是他们不断思索的问题。她认为，在老版乃至国内诗歌翻译出版中，欧洲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尤其是拜伦、雪莱、济慈，成为传统经典的代名词甚至是全部。这主要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不能反映世界诗歌发展史的真相。另外，在与诗人朋友的交流中，傅伊发现，他们高度重视借鉴优秀外国现当代诗歌的创作技巧，却没有意识到外国现当代诗歌的成就源自各民族文化中悠久的诗歌传统，如果对古典经典缺乏全面了解，对现代经典的理解容易流于肤浅，借鉴的很可能只是皮毛，甚至糟粕。哪些被忽略的古典经典有重新认识和引介的价值？这应该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以引领古典经典的翻译出版朝纵深发展，避免重复出版和低层次出版。
本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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