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晶岩：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有家国天下的情怀

    “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孙晶岩以一个作家和社会学工作者的理性和充满激情的精神，尝试着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法学等多种视角来观察和解析这个特殊人群的经历和心理路程，并把它真实地记录下来。”费孝通先生对作家孙晶岩有着极高的评价。

    1987年，孙晶岩开始从事体育题材的报告文学，写出关于中国足球的《冲出亚洲的坎坷》。8年后介入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第一次转型写全景式长篇报告文学便瞄准了扶贫，完成了报告文学《山脊——中国扶贫行动》。如今，提到孙晶岩的创作，首先无法避开“重大题材”。“现在有一些人在采访上投机取巧，如果说我的地毯式采访是‘傻’的话，那么我宁愿当这样的傻子，绝不糊弄读者。”这是孙晶岩一贯的观点。她从来不回避生活中的假丑恶。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金融黑洞》中，她用大量的篇幅揭露海关关长、银行行长等贪赃枉法的丑恶行径；在报告文学《山脊——中国扶贫行动》中，她严厉批判了农民中“等、靠、要”，靠别人输血的懒汉思想，鞭笞了地方官员截留扶贫款，用扶贫款嫖娼的腐败行为；在报告文学《五环旗下的中国》中，她批判了制造苏丹红、毒韭菜、毒多宝鱼等的不法商贩，揭露中国的环保问题；写长篇报告文学《震不垮的川娃子》，她既满腔热情地歌颂了抗震救灾英雄，也无情批判了某些人截留救灾物资、瞒报死亡数字、制造豆腐渣工程的丑恶面……

    由北京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看守所调查》不仅写出了中国看守所内诸多在押人员从被限制人身自由到改过重生的过程，也实录了全国一批优秀监管民警在艰苦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特别是他们对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认真保护及其心灵的真诚救赎，展示出我国民主与法治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进步。难能可贵的是，孙晶岩作品中社会学价值的思考，大大超越了一般只描述案例故事的“大墙猎奇”之作。

    读书报：您至今已出版各类长篇报告文学作品16部，一直尝试不同领域的题材：《中国金融黑洞》、《中国动脉》、《五环旗下的中国》、《震不垮的川娃子》和《珍藏世博》……基本都是写一部结束。为什么对于看守所的调查写作却形成了系列？

    孙晶岩：我偏爱政法题材报告文学，之所以写了20多年还乐此不疲，是因为监管场所的人权保护是一个世界性话题。监管场所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作家在调查的过程中可以用犀利的目光透视社会矛盾，我在这本书里就调查所见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具有社会学价值的思考。

    读书报：您是在1990年第一次进监狱调查的，那时是什么契机？一开始和她们接触是怎样的情况？是否需要更多的耐性和技巧？

    孙晶岩：22年前，我应北京市公安局《金盾》杂志之邀，第一次到监狱采访。看到红色的大墙、灰色的电网，黑色的铁门，心里顿觉冷飕飕的。当时，我说我害怕犯人，公安的朋友说没事儿，我们陪着你。而当我面对形形色色的女犯时，发现很多心里话只能在两个人之间交流，大墙外是那样，大墙内也是如此。我认真地倾听一个又一个女犯的故事，她们在我眼里不再青面獠牙，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有着炼狱般经历的女人。我在倾听犯人讲述时会为她们悲惨的命运流泪，也会在她们流泪时递上面巾纸，还会运用一些医学、心理学知识对她们进行一些治疗和心理疏导。作家采访监管场所需要耐性和技巧，更重要的需要思想和情感，作家对阶下囚应该有人文情怀，有悲悯之心。

    读书报：您的写作目的是希望能够从源头上扼制犯罪，所涉及的女性犯罪又是我国社会学的重大课题。中国作协高洪波副主席称赞您将文化自觉与社会担当结合在一起，您认为作家以积极的姿态深入参与社会生活，有怎样的意义？

    孙晶岩：文化自觉这个词我是亲耳听费孝通先生讲的，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时我不太理解，但是多年的大学教师经历养成了我爱看书的习惯，我边读书边思考，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应当是一个思想家，报告文学作家在采访时应该做参与式的社会调查，在创作中应当特立独行，有自己的文化反省和思想建树。比如从每一个看守所采访归来，我的心都堵得满满的，因为我见到的每一个看守所都爆满，看到中国的犯罪率这么高，我就提出要警惕“狱满为患”，扼制犯罪光靠严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与普法相结合。解决“狱满为患”，必须“防”字当先，包括条件预防，从犯罪源头抓起……这些见解都是我在调查采访中悟出来的。扼制犯罪必须全社会齐抓共管。这就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读书报：过去您写的《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重绽芬芳》、《女监档案》在全国影响很大，《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还获文学大奖。这次的《中国看守所调查》已被列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前三部是以已决犯为记录对象，《中国看守所调查》是一部展现看守所未决犯生存状态，同时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全景式展现看守所现状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您本人的创作中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孙晶岩：监管题材是我投入精力最大、采访时间最长、倾注心血最多的门类，我采访过全国十多所监狱和十多家看守所，采访了近千名监管民警和在押人员。我写了4部监管题材的长篇报告文学，一部监管题材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前后已有22年之久。作家不是万金油，不可能什么题材都擅长，我虽然涉猎过不同领域的重大题材创作，但是写政法题材我最有底气，因为我是医学和文学专业科班毕业，学医必修课就有生理学、病理学和医学心理学，文学和医学都是研究人的，我读了大量的社会学、犯罪学和法学的书籍，成天与人打交道，对自己的观察力、透视力、理解力和记忆力非常自信，我的政法题材尤其是监管题材作品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写《中国金融黑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我转来了3000多封读者、听众来信；10年前我就自己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在搜狐网上与网友对话，一天就收到5000多个支持的帖子；我写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女监档案》不仅获奖，而且还被介绍到东南亚，政法题材的作品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属于上乘之作。

    读书报：写报告文学，题材是最重要的。您又一向擅长把握重大题材，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胸怀和视角？

    孙晶岩：在我人生之路上有两个人对我影响最大，一个是我的父亲，我父亲就读于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当过多年外交官。童年时我们家墙上贴着两张地图，一张是中国地图，一张是世界地图。父亲经常指着地图给我讲述世界格局、国家大事。在他的影响下，我十几岁就看《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有一种家国天下的情怀。我喜爱文学是受父亲熏陶。他叮嘱我写报告文学一定要深入生活，不能胡编乱造。我之所以这么玩命地采访，持之以恒地创作，是因为我敬重父亲，他的话我不敢违抗。

    另一个对我影响大的人就是费孝通教授，我崇仰他的人品、学识和治学精神，他的田野调查法对我的采访创作有极大的启示和指导作用。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和行走者，小说家和诗人可以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耕耘，可以凭着阅历关起门来写作，但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有家国天下的情怀，时刻关注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时代的脉搏。

    读书报：近几年报告文学创作成就突出，同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有评论家指出，有些报告文学作品“只有激情没有理性思考，只有材料没有剪裁，只有报告没有文学。”还有人什么赚钱写什么，您怎么评价自己的作品，怎么选择题材？

    孙晶岩：我觉得评论家的批评是对的，近年来报告文学创作确实存在问题，我的创作就存在激情有余理性不足，材料有余剪裁不足的毛病。这次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看守所调查》，我就注意了剪裁，加强文学描写和理性思考。

    读书报：对自己有怎样的期望？

    孙晶岩：我希望自己像父亲和费孝通教授那样做人，有他们那样的人品和学识。创作报告文学不写则已，写就要打响，写得有思想深度和文化内涵。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只笨鸟，所以我至今仍然在读书，学习外语，到高校听课，永远保持女学生式的勤奋。（本报记者  夏  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