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和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原是刘师培在北京大学教学用的讲义，最初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于1920年6月印行。我藏有一本初版本，封面及书口皆题“中古文学史”，而正文第一页则题“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这是刘师培为“国文门二年级”学生编写的讲义，讲义正文的编写方法大抵是搜罗排比种种原始材料，附以简要的结论和按语，大处着目，言必有据。例如书中论汉魏之际文学的变迁云：“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专（原文如此，按当作‘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今摘史乘群书之涉及文学变迁者，条列于左。”后来鲁迅在刘说基础上作了若干订补和发挥，提出了一些权威性结论。

    刘师培本是鲁迅留学日本时的朋友之一，鲁迅支持过他办的《天义报》，鲁迅发表过许多文章的《河南》杂志与他也大有关系。可是这位青年革命者1909年回国后却跑到两江总督端方手下效劳，辛亥以后又先后任阎锡山的高级顾问、袁世凯的“筹安会”理事。但他学问很大，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

    据版权页，这部讲义“中华民国九年（1920）六月”初版，其时刘师培死于肺病不久，印行这部遗著显然带有纪念的意思。书中错字多当是未经作者本人审校，出版又相当匆忙之故。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手稿太潦草，据说，刘的字“写的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似的，而且不讲笔顺……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这样的稿子排起字来自然难免会错字多。

    我藏的这部讲义是上世纪60年代初得之于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旧书部。在这以前，我已经从鲁迅1928年2月24日复台静农信中得知“中国文学史略，大概未必编的了，也说不出大纲来。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他又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中说过：“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这是非常高的评价。后来我从事中古文学研究，同这本书关系很大。

    刘师培在北大中文系（起先称为“门”，后来才废门改系）任教为时甚短而影响很大。后来编印《刘申叔先生遗书》，蔡元培为作《刘君申叔事略》，说他政治上的失足是受了小人的影响，着重介绍他在北大讲课大受欢迎的情形，对他治学之勤敏也予以充分的肯定，文末感叹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看这位年轻教授的讲义，学养之深厚实在令人叹服。（顾  农）